刘节（历史学家） 个人简历介绍

刘节（1901－1977），原名翰香,字子植。温州朔门人。早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就读于上海私立南方大学哲学系(因参与学生风潮，被校长江亢虎开除)。遂转入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1926年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为该院第二届学生。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1927年以优秀成绩毕业，当时他的论文是《中国古代哲学之起源》，后来他留校继续研究。与他同届的有陆侃如、王力、姜亮夫等。他们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史学家、语言学家。

1928年刘节自国学研究院毕业后，应聘到南开大学任讲师。三十年代初，任河南大学教授。不久，去北京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1935年以后又任教于燕京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浙江大学、成都金陵大学任教。1940年至1944年间，索居于重庆南岸中央大学，专心于古代史研究，生活极其艰苦而失志不移。1946年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五十年代初，任中山的大学历史系主任。1953年杨荣国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一年后，“反客为主”，取刘节之历史系主任而代之。从此，刘节教授执教于中山大学，直至1977年辞世。

刘节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所迷惑，他通过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掌握丰富的古文字学、古金石学，上自龟甲兽骨、殷周铜器陶器上的甲骨铭文，下至秦篆汉隶，六朝碑帖，严加辨析，考释精当。1927年在研究院学习时，写成《洪范疏证》。他成功地运用比较归纳方法，广引先秦典籍及青铜器铭文考辨分析，举出篇中“皇”字之训义、韵语的协韵规则等项确证，论证其撰成必在战国时期，此说后来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梁启超认为，我国的古籍“以《尚书》为最纠纷难理。《洪范》问题之提出，则自刘君此文始”，“可供全世界学者之论难”。”次年作《好大王碑考释》，征引包括历史学、地理学、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考古学等门类的典籍及朝、日文献，详密地考证高句丽国好大王在半岛上扩张过程中有关的国家、部族、城邑、山川的地理位置，以及部族渊源和活动范围等，成绩大大超过前人。1943年著《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发掘出《管子》书中的《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四篇是宋钘一派的著述，并系统地探讨其“白心”说的内容、体系、渊源和演进途径，很受学术界的重视。此后，著有《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中国语言史》，并为顾颉领刚的《古史辨》第5册，撰写《序言》建国后发表于报刊上的专论，汇辑成《古史考存》一、二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史考存》一书，为其主要考证文章之结集。建国后，刘节先生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曾撰《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长文，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

刘节在学术上的成就，得益于王国维、梁启超，而于陈寅恪，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文人气节上，深受他的影响。在国学研究院时，陈寅恪应刘节等人之请求，于1929年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文。碑文中一段话：“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刘节铭记在心。1949年初陈寅恪到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10月，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转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当时，刘节任历史系主任。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必对老师行传统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

作为一个学者，刘节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终生不移。因此，自五十年代始，他屡遭批判。1955年间开展对胡适的批判。过去与胡适有过往来、接触的学者，忙于检讨、揭发批判胡适思想的危害性。而刘节却公开说：“批判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正因为这种求真和自信，1958年3月陈伯达作《厚古薄今，边干边学》报告，在全国掀趣批判厚古薄今，刘书却在批判会上发言：“科学是求真，无所谓厚今薄古”，“历史的精义也是求真，人类历史之u2018真u2019，并无古今截然对立之分，同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1958年他说：“什么大跃进人人意气风发，人人u2018一起发疯u2019倒是真！”并批判大跃进夸夸其谈、浪费劳力，所谓“三年经济困难”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甚至说：“现在没得吃，不如抗战时的四川。”(《揭穿刘节反革命面目》，《中山大学校报》1966.6.10)

六十年代初，刘节依然旗帜鲜明地发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引来学术界的批判。1963年，全国有影响的报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历史研究》、《文史哲》、《学术研究》分别刊文，批判其“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历史唯心主义”。但这位倔强的学者，从不作违心的检查，人们亦无可奈何。

可是在“文革”期间，却受尽屈辱，遭受60多场的批判。他仍坦然处之，却说“每回批判，我就在心里背诵诗词。会开完了，诗词也就背完了”。刘节在文革期间有《我之信条三则》之作，表达其根本的人生观：“我相信为学同做人当相一致，二者之中如果有了矛盾，必定是其中有一方面的信仰发生动摇。……假定有一种势力要打破我的信仰，使我不能安静为学，我当然要抵抗。做人为学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对于做人为学的兴味如泉之始涌，设若有一种势力要阻碍我的志向，使我不能如愿以偿，我当然要拿出毅力来。要知道人格同学问是一致的，决没有学问好而人格有亏的伟人。假定有这样的人，我们来仔细考查他的学问，其中必定有欺人之谈。因为他心中根本是不光明。凡是不光明即是无力的表现，学问的好坏全在他的力之强弱上。为学同做人能打成一片，这样的学问才不仅是为谋生的职业，而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真生活。”(杨瑞津编《刘景晨刘节纪念集》香港出版社)

蒋天枢1979年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丁未年末，“红卫兵要抬先生去大礼堂批斗，师母阻止，被推倒在地。结果由前历史系主任刘节代表先生去挨斗。会上有人问刘有何感想？刘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P180）与《刘节日记》相互印证：1968年1月15日，“上午斗陈寅恪、冯乃超，我去陪斗。”这一天是丁未年腊月十六日，应即蒋先生所说的“丁未年末”的那一天。而刘先生为什么用隐晦之笔写下“我去陪斗”而不直接写“代斗”，也没有记下缺席批斗陈先生的详情，以及他回应红卫兵的话呢？刘先生解放后的日记简之又简，至“文革”日记最少时只得三个字，应该就是为了避免留下文字上的把柄吧。

陈流求、陈美延两位女士发给温州市“刘景晨诞辰120周年暨刘节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2001年12月28日）的贺信中写道：“记得u2018文革u2019中一九六七年（应为1968年）刘节先生曾代表先父陈寅恪去大会挨批斗，批斗者问他有何感想时，刘先生答：u2018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u2019得到的自然是一顿痛打。在当时的那种情势下，此事确使先父母及我们姐妹永远不能忘怀。而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到刘节先生做人恪守的道德标准。”（杨瑞津编《刘景晨刘节纪念集》P5）刘节先生一生不做欺心之事，不作违心之语。他是那个年代用生命抵抗一切威逼利诱，一生不批孔、不欺师的为数不多的传统的知识分子。

1971年杨荣国成为“评法批儒”的风云人物，刘节与他针锋相对，决不苟同其所谓儒法斗争贯通中国思想史的论点。

刘节当其父亲刘景晨（1881—1960年1月7日）不幸被错划右派，深知父亲秉性耿直，真言犯忌，不避嫌疑，专程回家看望，以慰老父之心。

1977年7月21日，刘节因患喉癌不治而辞世，终年76岁。

周梦江有《刘节传略》。《刘节日记（1939-1977）》（上下），刘节著，刘显曾整理，大象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