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伯龙 个人简历介绍

帝师熊伯龙，一个无神论大家

武汉市蔡甸区大集街有熊伯龙墓。

钟陵街是大集镇的南出口，南向延伸，可抵318国道。现在还谈不上繁华，显见是由一条铺上了柏油的“乡级公路”发展而来，但因武汉经济开发区拓展的势头强劲，这儿也逐渐“城市化”了，一排排住宅商品楼正“如雨后春笋般”拔起在路东。

熊伯龙墓就像一颗翡翠，静静地镶嵌在钟陵街的西侧。这儿是一个名叫“新收堡”的土丘的南坡。其墓坐北朝南，墓院呈长方形，宽25米，长30米，占地约1000平方米。墓冢立于院落中央，冢高2.5米，直径约5米，冢围砌有四层青石。正碑高1.7米，底座高0.3米，上镌“熊伯龙之墓”五个行书大字，字迹飘逸；墓碑上款刻楷书两行，前为“皇清诰授中大夫谥学士前己丑科榜眼”，后为熊的生卒年“公元一六一六——一六六九年”；下款是重修年份；“一九九八年重立。”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拨款建成。

我是今年六月一日找到这儿来的。其墓地被青草遮护，“生机勃勃”。墓前有小道横通向一个村子，墓西紧邻民房，中间长满翠竹，丛竹中，最显眼的是一棵高大的合欢树，树影遮盖大半墓地，繁枝间缀满粉红色的合欢花，无数花瓣飘落在墓地里，给这里平添些许诗意。由于地处要道之冲，集镇之边，其墓虽野草深深，却也不觉那种墓地特有的沉寂荒凉。

熊伯龙是什么人物？

墓碑上透露着一点信息：“皇清诰授中大夫谥学士前己丑科榜眼”。这行字其实就是古人非常重视的所谓“功名”。“皇清”，这是清朝人的说法，咱们现在通常就说“清朝”；“诰授”，是指朝廷用诰命授予封号，有这两个字一是证明其合法性，二是带有一种“无上荣光”的自豪；“中大夫”是官名，明清的中大夫，是从三品；“谥”是帝王或大官死后朝廷评给他的称号，“谥学士”就是说他死后被国家授予“学士”的称号；“前己丑科”，是指顺治六年（1649）的科举考试，因为熊伯龙去世时是在康熙年间，康熙做了六十一年皇帝，期间也有个“己丑”年，为了区别所以加一个“前”字；“榜眼”，这个就厉害了，就是科举考试的全国第二名。但综合墓碑上的信息，我们不难发现，熊伯龙只是一个普通的封建官僚而已，为什么将他列入“武汉名人”行列？

熊伯龙（1616—1669）字次侯，号塞斋，出生在武汉市蔡甸区奓山街红焰村燕子咀。当地许多老人都看到过熊家的古宅，现已不存。熊伯龙晚年取号曰“钟陵”，以示对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即钟陵）祖籍的眷念。熊伯龙的一生，有两个闪光点，一是他的政治功名，二是他的学术成就。

先说他的政治功名。

熊伯龙的曾祖熊珙任职明朝楚王府典宝，就是专门掌管王府引信的小官，楚王府就设在武昌城中。他的祖父熊士章随侍曾祖来到湖北，曾祖去世后，熊士章便流寓汉阳一带，并最终在汉阳府的奓山堡定居下来。熊伯龙的父亲熊鸣盛，是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但他的个性似乎很强，不大适应京城官场的应酬，因与人政见不合，遂返回汉阳。娶妻任氏，育二女三男，长子伯龙，次子仲龙，三子叔龙。

青年时代的熊伯龙生活坎坷，家中频遭变故。十六岁时他父亲去世，二十三岁时祖父去世。家中生活拮据，由任氏艰难支撑，熊伯龙在《哭大父示仲、叔两弟》一诗中说：“失父年十六，七年祖又离，父死有老祖，祖死无长儿。罹兹两大戚，闻者亦伤悲。忆昔吾父丧，男女五童痴，白发任拮据，男婚又结缡。三男旋抱子，负志颇能奇。”二十七岁时，正值张献忠起义军攻陷武昌，任氏在小女儿家避难，一日兵至，母女二人同死于乱军之中。（在熊伯龙进士及第之后，任氏被追赠为淑人，后晋赠一品。）

尽管如此，但熊伯龙却并没有荒废学业。作为一个官宦世家子弟，他深知读书进仕的重要意义。据《奓山镇志》说，熊伯龙自幼聪明，能诗善文。少年时就学于汉阳的嵩阳寺，刻苦攻读，夜以继日，从不懈怠。由于他在学习上勤奋自励，9岁时，便可将六经子史和诸家诗文熟记背诵，具备了秀才的资格。11岁时，老师以“天下归仁”命题为文，他废寝忘食，几易其稿，连夜写成方才罢休。此后跟随名师求教儒学，潜心考究。世传熊伯龙“读书西山，静一月，恍然有悟，尔后文思沛然”。青年时期，他游学江汉，结集江汉地区诗文爱好者22人，组织“寻社”，朝夕磨砺，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一时名噪江汉。

熊伯龙一生勤勉好学，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喝墨水”的故事。据说少年时的熊伯龙刻苦攻读，常至鸡鸣。他的母亲心疼儿子，恐怕他身体遭受饥寒，一天晚上给他送去一盘包子，一碟糖，并嘱咐他趁热吃下，说完就走出书房。过了一会他母亲又走进书房，看儿子吃了没有，一看包子吃完了，一碟糖却依然放在书桌上，再看她儿子满嘴黑糊糊的，不禁哑然失笑。原来熊伯龙只顾看书，在吃包子的时候，不知不觉竞把砚池里的墨汁当作糖蘸着吃了。关于这件事的真伪无法考据，历史上类似的例子较多，这也几乎就是陈毅元帅类似故事的翻版。大约某人一旦出人头地，往往别人就附会一些故事加以神秘化吧。

清顺治五年（1648年），32岁的熊伯龙以秀才的资格直接参加顺天府（北京）举行的乡试，夺得第一名。顺治六年（1649年）他以《廷试策》一文，取得顺治己丑一甲二名，廷对第二名，中进士榜眼，特授翰林院编修。这是汉阳地区在明清时代出的第二名榜眼，第一个是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的榜眼萧良有，是前虽有古人，后却无来者的事。

事实上熊伯龙能考中榜眼，除了他自身的能力超群之外，似乎还有点“运气”的成分。顺治乙丑科是清朝推翻明朝统治后所举行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当时民族矛盾还很尖锐，一批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往往隐遁而去，不为清朝统治者所用，这就无形中减少了竞争的压力。那些“隐遁”者，对熊伯龙这些参加清代科举考试的人多持反感甚至敌视的态度。熊伯龙之所以没有“隐遁”，可能是因为他生逢明末乱世，自己父亲也可算是明朝的“弃人”，所以对故明并无多少感情可言；而母亲死于“义军”之手，使他对“义军”应该也没有多大好感。作为一个虔诚的读书人，作为家里的长子，想重振家业，也唯有走科举之路了。

熊伯龙的仕途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他历授国史院编修、国子监祭酒、侍读学士，最后于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任上去世。清代《嘉庆汉阳府志》载：“帝深怜之，赐葬故里。”据说他曾担任康熙帝的老师，这也使得许多人在宣传熊伯龙时，给他安上了“帝师”的高冠。但熊伯龙在政治上最值得一说的，应该还是“一榜三状元”。所谓“一榜三状元”，指的是乡试一次开榜录取的举人里，在后来的殿试中陆续有三个人中了状元。这最能体现乡试主考官的眼光和能力，是乡试主考官的理想境界，也是千载难逢的佳话。

清人福格所著《听雨丛谈》载：“（顺治）十一年甲午乡试。是科浙江正考官编修汉阳熊伯龙，副考官给事中新乡许作梅，一榜取中三状元：史大成、严我斯、蔡启僔。”

其中，史大成于顺治十二年中“一甲一名进士”,即状元。是清朝浙江所出的第一位状元，在他中状元之前，浙江民间便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浙江的状元在大清朝是“始于史，终于钟。”殿试时，他的试卷被主考官拟为第三，皇上御览时，十分推崇他的书法，说：“此人楷书工整，必定是个正人君子。”于是钦定他为状元。巧合的是，浙江所出的最后一个状元叫　钟骏声，惊人地验证了“始于史，终于钟”的说法。

严我斯，生于崇祯二年（1629），卒年不详。字就思，号存庵。浙江归安（今湖州）人。康熙三年（1664）状元。

蔡启僔(1619—1683)，字硕公，号昆旸，浙江省德清县人。康熙九年(1670)状元。

这三人陆续被点状元，给熊伯龙身前身后带来了相当的声誉。但这些声誉与几千年封建历史上的那些名臣名将比较起来，则有小巫大巫之比，不足以让其成为影响深远的“不朽”人物。

让熊伯龙“不朽”的是他的

熊伯龙“尤精字母反切之学，知西洋天文算法，又通佛经，解翻译。其杂著似唐荆川，律诗类《中州集》（注：金诗总集，金代元好问编）。楷法篆隶，弓马琴棋，无一不工。对客挥尘，宋人理学，晋人清谈，兼而有之。”（《无何集·衡衡子书》）是明末清初时的博学多才之士。特别是八股文的写作，即所谓“制艺”，文字典丽，气势恢弘。清人翁方纲题黄鹤楼联云：“千古题诗到崔李，本朝制艺在熊刘。”崔李即崔颢、李白，刘是指与熊伯龙同科的状元刘子壮。《清史稿》也说：“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在顺治是十二年中，朝中制册诏诰多出自其手。清朝《嘉庆汉阳府志》有载：“其（熊伯龙）才学深得顺治、康熙二帝赏宠。著有《谷诒堂全集》（一名《熊学士诗文集》，均见录于《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凡诗291首，文78篇。”

但这些“学术成就”的价值和影响都不及一本《无何集》。

熊伯龙在《无何集》的自序和跋中说，他“自幼不信神仙鬼怪，祸福报应之说”，据说在他还是一个苦读的少年时，有人曾劝慰他：“熊伯龙呀熊伯龙，富贵不能强求，其奈命何！”他则回答说：“命奈我何！”入仕之后于公务之暇，研读东汉杰出无神论哲学家王充的《论衡》，并撰写《无何集》，其目的是“欲以醒世之惑于神怪祸福者”。《无何集》一书初步写成于顺治十七年初夏(1660年)。在他生前，这部书一直没有刊行，只有他的朋友何省斋、刘子壮等少数人读过手抄本。何省斋说：“读此数篇，则《无何集》一书，无怪乎当今之世无有称之者。虽日抉《论衡》之精华，又采辑群书以补仲任之不足，可谓千载之异书，书林之宝笈也；然生于今时，谁其肯信?”刘子壮说：“钟陵作《无何集》，千载而后，定当与仲任齐名。”

《无何集》全书14卷，前12卷，选辑《论衡》的“神怪祸福之说”，兼录其他古书中的有关资料，并加以自己的评论。原名《论衡精选》，又名《无何集》。“无何”语出《荀子·天论》：“云而雨，何也？无何也，犹不云而雨也。”第13卷，别题《委宛续貂集》，以选录诸家批佛之说为主，熊伯龙本人所辑。第14卷别题《勿广余言集》，是无神论言论的拾遗，熊伯龙儿子熊正笏编。该书可谓是自《论衡》后，中国古代无神论思想集大成之作。

熊伯龙编著《无何集》的宗旨在于劝世人不要受惑于神怪祸福。他认为自然界及其秩序是自然而然的，天是自然的，没有意志，不能干预人事，“灾异非天戒”，“祥瑞非天祐”。人的富贵贫贱、寿夭祸福不过是“偶然之遭遇”。他认为所谓圣王受命于天，是自欺欺人的谎言。他肯定精神依附于形体，说“人老而血气自衰”，死则“精神升天，犹火灭随风散；骸骨归土，犹薪炭之灰在地”，否定人死为鬼的谬论。

他还批判了佛教的彼岸世界说，认为佛教宣扬“来世”，“疏漏畔戾而无据”。所谓“天堂地狱”是不存在的。他否定道教的神仙方术，说“血肉之躯，安能长生不死？”熊伯龙揭示了有神论的认识根源，指出鬼神观念是“思念存想所致”或“疑心所生”。他依据天神天帝的图像状如古代帝王的事实，说明人们根据自己的形像塑造鬼神。他还概括了一条与有神论斗争的经验:“凡言神言鬼﹐姑勿辨其妄；就其说而诘之，其理必穷。” 同时，他还努力从神学产生的根源上揭露神学，说：“凡托鬼神敛民钱者，皆奸人射利也。”

从殷周至近代的统治者，无不宣扬天命论与君权神授，借神权来维护皇权，“假天以治人”。而熊伯龙的《无何集》明摆着就是在唱反调。而这，也正是此书的价值所在，由今天看来，这又何尝不是熊伯龙的生命价值之所在？

《无何集》在熊伯龙离世125年之后，他的六世孙熊培仁的挚友衡衡子看到这本书的手抄本，惊叹地说：“真千古异书也！”“急为开雕”。这样，这一部几遭淹没的无神论哲学著作，才于乾隆五十九年春(1794年)在湖北刊行。在《无何集》印就之前半年，熊培仁已去世了，他也没有看到这部书的出版。《无何集》问世131年后，湖北沔阳学者卢弼先生借得北京大学藏本，于1925年予以影印，这是《无何集》一书第二次刊行。《无何集》第三次刊行，是在全国人民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之后的1979年，由中华书局整理点校出版。

以一部著作而名垂青史，代代不乏其人，熊伯龙无疑便是其中的幸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