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数次撰文讨论世界环境与中国政治改革,灵活分析并带独立批判性地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观点。 在“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展望”(1999年1月,“现代哲学”杂志)文章中, 分析并反对美国学者亨廷顿“文明的冲突”(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的主要观点,认为此书中类似于“十字军东征”式的文明冲突预言描绘了历史的现象但没有揭示历史的本质。文章提出文明的冲突是由文明的差异和经济物质利益的矛盾演变而来,并由此推导出在21世纪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世界性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不大的结论。文章进而提出逐步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全方位吸收外部文明是建设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必要条件的看法,并认为只要解除思想束缚就能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各个领域都有其积极的合理的因素可供21世纪新型中国文明建设吸收与借鉴,更具体阐明应支持有识人士呼吁宪法改革保障新闻自由和保护舆论监督,肯定公民直接和普遍选举的权利。 在“批判的革命的本质,马克思哲学的不朽活力”(2002年6月,“学术研究”杂志)文章中提出,马克思的哲学不仅是唯物的和辩证的还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发展性思想,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是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而且按照马克思自己所说其批判的对象包括世界运动过程中的“每一种既成的形式”。 文章进而指出,资本主义是马克思哲学批判的重点对象但不是唯一对象,马克思哲学的批判还包括自我批判。作为对马克思主义自身作批判的范例,文章着重讨论了马克思本人及许多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过于乐观欲望。马克思本人曾屡次预言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在欧洲爆发,但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后来坦认只是幻想。文章更认为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并非马克思原本理论所具体预想的超越性的发展,而是各国历史发展中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新事件,而且革命后一些落后社会的弊病没有被清除反而被强化,政权模式或领导模式陷入一段时期的个人专制或个人迷信,及封闭僵化。 在“关于多样化社会主义模式的思考”(2004年3月,“学术研究”杂志)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多样化模式应包括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尊重,以及对现实的人的尊重并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文章回顾历史,指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列宁以后邓小平之前对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主义特殊性不尊重反而打击扼杀,并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领域在马克思后直到江泽民时才开始重新重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指出马克思以后的社会主义变得忽视人甚至敌视人。文章从社会主义多样化立场出发,赞赏瑞典式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提倡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的社会党建立正式关系全面交流并放弃以往坚持暴力革命反对议会改良的立场,更呼吁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应采用符合该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式并由该国人民依据自身的深刻体验做出确切的评价。特别声明:本平台所发布的部分公开信息来源于互联网,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及用于网络分享,并不代表本站赞同其观点,本平台所提供的信息,只供参考之用。不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有效性、及时性和完整性。如有侵权及违法信息请联系qq客服处理,3372575805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