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弗兰克 人物介绍

学习经历

19O1—1902年，弗兰克在海德尔堡大学学习化学两个学期，在这期间遇到马克思·玻恩（Max Born）并同他建立了终生的友谊。1902年，他转到柏林大学，开始认真地学习与研究物理学。当时世界物理学的中心在德国，鲁宾斯（Rubens）、埃米尔·沃伯格（Emil Warburg）、普朗克都是柏林大学教授[后来又有杜鲁德（Drude）与爱因斯坦]，他们联合举办的讨论会对弗兰克一生的事业有巨大的影响。1906年，弗兰克在柏林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曾有一短暂时期在法兰克福大学任物理学助教。后来他回到母校柏林大学担任鲁宾斯教授的助教，1911年提升为物理学讲师，1917年被委任为凯泽威廉理化研究所（后来改为普朗克研究所）助理教授兼部门的领导直至1920年，当时该所所长是弗里兹·哈伯（ FritzHaber）。1921年，玻恩担任哥廷根大学物理系主任兼理论物理学教授，他成功地说服了教育部长重新分系，并把他的老朋友弗兰克请到哥廷根担任实验物理学教授兼兹韦特物理研究所所长。当时，罗伯特·波尔（ R·Pohl）已在那里担任特约教授并兼任第一物理研究所所长。这两个研究所设在同一座楼内。玻恩所作的这种安排，使三位教授分别在三个系里备得其所又便于接触联系，使研究工作令人满意地进行。他们经常合办讨论会，轮流担任主席。在哥廷根的十二年间，由于弗兰克与玻恩结成了亲密的伙伴，又有共同的科研兴趣，形成了这个区域活跃的科学团体的核心。

希特勒执政后的情况

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弗兰克虽是犹太人，仍被允许继续工作，但他的同事、学生中凡属于非亚利安人或所谓政治上有问题俐都被免职、开除，因而他辞掉了教授职位。他反对新法律，并投表了一篇勇敢的宣言。几个月之后他与玻恩以及许多其他同事都离开德国。

在哥本哈根逗留一年之后，弗兰克于1935年到美国，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担任教授。1938年，他被任命为芝加哥大学物理化学教授。在那里，撤母耳·菲罗斯（SamueI Fels）基金曾经建立一个光合作用的实验室，弗兰克担任这个实验室的指导，一直到1949年退休为止。在哥廷根和巴尔的摩时，弗兰克和他的同事曾经把双原子分子中的电离与光合作用机制推广到液掺和固体中去，最后推广应用到植物的光合作用过程。这一工作固然包括了生物化学的全部复杂性，然而弗兰克还是集中大部分时间专心致志地从事光合作用问题的研究。此外，在这一时期中，他与特勒（Teller）对激励理论和摄影过程也作出了贡献。

由于对光合作用的研究，弗兰克被卷入许多争论之中。在实验方面，他抵制沃伯格的测量，因为它跟基础热力学原理相抵触，并且跟其他实验室的工作不一致。在理论方面，弗兰克创立了一种模型，即假定在一个单一叶绿素分子中的两步过程，他的观点的某些细节虽然仍有争论，这一假设已被多数实验事实所证实。19S5年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授予他朗福德奖章，以表彰他扩大光合作用研究领域的贡献。

弗兰克教授对物理学的最大贡献还是他早期在柏林大学任职时所作出的巨大发现。在这一时期，他深入沃伯格的实验室，着手电晕放电的研究，不久放弃这一专题，而转到更基础的离子运动性的研究。他发现电子与惰性气体原子的碰撞主要是弹性碰撞，并不损失动能。当时他的年青同事古斯塔夫·赫兹（Gustav Hertz）参加他这一非常精确的弹性碰撞的研究。这项工作导致了非弹性碰撞中电子与原子间能量量子化转移的发现。在他们的著名实验中，弗兰克与赫兹测定了使电子从原子中电离出来应需要多大能量的问题。他们让具有一定能量的电子与水银蒸气分子发生碰撞，借以计算碰撞前后电子能量的变化。实验的结果明确地表明：电子在与水银原子碰撞时，电子严格地损失4．9电子伏特的能量，也就是说，水银原子只能接收4．9电子伏特的能量。这个事实无可非议地说明了水银原子具有玻尔所设想的那种“完全确定的、互相分立的能量状态”。所以说，弗兰克一赫兹实验是能量转变量子化特性的第一个证明，是玻尔所假设的量子化能级的第一个决定性的证据。

在这时期，弗兰克发表了大量的、多种多样的文章，其中心主题可以描述为在碰撞中的原子与分子的组成和分离以及它们的振动与转动。在两篇论文中，并应用于在分子光谱中从电子运动到振动运动的能量转换。弗兰克用振动能级的外推法引到决定分子的分离能量的方法，并使这个方法在康登（Condon）的波动力学公式之后变成为著名的“弗兰克一康登原理”。1926年他的唯一著作是与约当（P·Jordan）合写的书，这本书包含那个时期他的大部分工作的基本概念。

弗兰克与赫兹（Gustav Ludwig Hertz，1887—1975）于1925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支配电子与原子相互碰撞的定律。1926年弗兰克在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金授奖演讲中简短地描绘了电子碰撞的问题。

除了获得诺贝尔奖金外，弗兰克还获得许多荣誉，并被许多学会，包括伦敦皇家学会吸收为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也授予他许多荣誉，他获得了德国物理学会的普朗克奖章，并成为哥廷根的荣誉公民。

1964年他到祖国各地旅行并访问老朋友，不幸在旅途中逝世，卒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