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 人物介绍

弗里德曼生于纽约市一个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父亲是耶诺·绍尔·弗里德曼（Jeno Saul Friedman），母亲是萨

拉·埃特尔·兰道（Sarah Ethel Landau，1892年-？），两人从奥匈帝国（今乌克兰一带）移居美国，在当地邂逅，曾在血汗工厂工作。弗里德曼是家中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他的三个妹妹包括：蒂莉·F·弗里德曼（Tillie F. Friedman，1919年-？）、海伦·弗里德曼（Helen Friedman，1920年-？）和露丝·弗里德曼（Ruth Friedman，1921年-？）。高中时，弗里德曼父亲逝世后，举家搬到新泽西州的罗威市（Rahway）。

他16岁前完成高中，凭奖学金入读罗格斯大学。原打算成为精算师的弗里德曼最初修读数学，但成绩平平。1932年取得文学士，翌年他到芝加哥大学修读硕士，1933年芝大硕士毕业。上第一堂经济课时，座位是以姓氏字母编排，他紧随一名叫罗斯（Rose Director）的女生之后。两人6年后结婚，从此终生不渝。弗里德曼曾说他的作品无一不被罗斯审阅，更笑言自己成为学术权威后，罗斯是唯一胆敢跟他辩论的人.

毕业后，他曾为罗斯福新政工作以求糊口，批准了许多早期的新政措施以解决当时面临的艰难经济情况，尤其是新政的许多公共建设计划。辗转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修读经济学，研究计量、制度及实践经济学。返回芝加哥后，获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聘任为研究助理，协助完成《需求理论及计算》论文。为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时，他1940年曾完成一书，指医生的垄断局面导致他们的收入远高于牙医，引起局方争议，令该书要在战后始能出版。

弗里德曼在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了一小段时间，但由于在经济学系里碰上了反犹主义者的阻挠而只得返回政府部门工作。

1941年至1943年，他出任美国财政部顾问，研究战时税务政策，曾支持凯恩斯主义的税赋政策，并且协助推广预扣所得税制度。1943年至194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参与Harold Hotelling及W. Allen Wallis的研究小组，为武器设计、战略及冶金实验分析数据。1945年，他与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到明尼苏达大学任职，1946年他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回到芝加哥大学教授经济理论，期间再为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货币在商业周期的角色。这是他学术上的重大分水岭。

在他的自传中，弗里德曼曾描述1941至43年为罗斯福新政工作时，“当时我是一个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者”。随着时间过去，弗里德曼对于经济政策的看法也逐渐转变，他在芝大成立货币及银行研究小组，借着经济史论家安娜·施瓦茨的协助，发表影响深的《美国货币史》鸿文。他在书中挑战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抨击他们忽略货币供应、金融政策对经济周期及通胀的重要性。

他接着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直至1976年退休。这30年里他将芝大经济系形塑成紧密而完整的经济学派，力倡自由经济，被称为芝加哥经济学派。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多名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在1953年至1954年间以访问学者的身分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任教。从1977年开始弗里德曼也加入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弗里德曼在1988年取得了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章。

他在1980主持了名为“选择的自由”的节目，并出版了同名的著作，使得他广泛的被大众认识。在节目中他以一支铅笔说明自由市场的原理的片段，成为了他广受欢迎的一段言论，至今在网络上依然可以见到其踪影。

他通常反对政府干预的计划，尤其是对于市场价格的管制，他认为价格在市场机制里扮演调度资源所不可或缺的信号功能。在《美国货币历史》一书中，他提出大萧条其实是政府对于货币供应管制不当所致。后来他在2006年说道：“你知道吗？很奇怪的是为何人们仍以为是罗斯福的政策让我们脱离了经济大萧条。当时的问题是，你有一堆失业的机器和失业的人民，你怎么能靠着成立产业垄断集团和提升价格及工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1992年获诺贝尔经济奖的加里·贝克形容，弗里德曼可能是全球最为人认识的经济学家，“他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他亦是极出色的演说家，能随时即席演说，极富说服力。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雷鼎鸣形容弗里德曼思考快如闪电，据说辩论从未输过。“无人敢说辩赢了他，因与他辩论过已是无限光荣，没多少人能与他说上两分钟。”

弗里德曼是学术世家。他妻子罗丝是经济学家，其妻兄长Aaron Director是芝加哥大学声望显赫的法律学教授。弗里德曼育有两名子女，包括女儿珍尼·弗里德曼及大卫·弗里德曼，大卫本身是无政府资本主义学说的重要学者。大卫的儿子Patri毕业于斯坦福大学，2006年时在Google任职。

他于2006年11月16日在旧金山家中因心脏病发引致衰竭逝世。

弗里德曼最知名的理论，是他提出的货币供给作为决定生产价值基准的因素，通货膨胀在根本上源自于货币供给量

的主张。货币主义是现代经济学在货币数量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这种理论的根源可以追溯至16世纪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学派，弗里德曼的贡献则是现代化了这种理论，将其推广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货币学说。他在1963年与Anna Schwartz合著的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检验了美国历史上货币供给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他们得出了惊人结论：货币供给一向是经济活动起伏的唯一影响来源。又或者如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主席本·伯南克在2002年庆祝弗里德曼90岁生日时所描述的：“有关大萧条，你是正确的，我们（联邦储备系统）当时的确做错了。我们真的很抱歉。”David Meiselman在1960年代进行的几次研究显示了货币供给在决定经济投资、以及政府开销在决定消费及生产总额上的角色是至高无上的。弗里德曼的观察研究和一些学说进一步推展了这种结论，主张货币供给的改变是影响经济生产的首要原因，但长期的影响则是由物价水平决定的。

弗里德曼对于消费层面的分析也相当知名，亦即他在1957年提出的恒常所得假说。这个理论被一些经济学者视为是他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最重要的贡献。他其他重要的贡献还包括了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以及他提出的失业率的自然比率的概念（1968年）。这些学说都与货币和金融政策在对经济的长期及短期影响上有关。在统计学上，他则创造出了知名的弗里德曼测试。

弗里德曼的论文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年）则替他稍后几十年的研究方法论架构了模型，并且也成为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主要框架之一。他主张经济学身为一种学科，应该免于客观的价值衡量。除此之外，一个经济理论有用与否，不应该是以它对现实的描述（例如头发颜色）作为衡量标准，而是应该以它能否有效作为对未来情况的预测为基准。

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经济学派的主要提倡者。他主张在通货膨胀与货币供给之间有着一个紧密而稳定的连结关系，亦即通货膨胀的现象应该是以联邦储备银行对全国经济提供的货币数量为基准；他强烈反对以金融政策作为需求管理的手段，并且主张政府在经济上扮演的角色应该被严格限制。他亦深信经济自由，最终将导致政治自由。

在他各项主张中，影响最大的论说是对大萧条的批判。他把大萧条称为“大紧缩”，主张30年代的全球经济灾难实是源于一场普通的金融风暴，由于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和管理失误，错误的紧缩货币供给进一步恶化了这场风暴，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大恐慌。他主张经济大恐慌并非“ 自由放任”造成的，反而是政府

对市场过多的干预和管制造成的。

他描述当时美国政府在大恐慌前就已经对经济进行了沉重的管制，而对银行的管制造成银行无法向市场上对货币的需求做出反应。而且，美国联邦政府限制了货币兑换黄金的汇率，起初这种限制导致了大量黄金过剩，但之后这种限制又降的太低导致大量黄金流出美国。

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无法对货币需求做出反应的限制造成银行丧失了处理能力，在对黄金和货币的汇率进行限制的同时却没有修正通货紧缩的压力，结果导致了经济大恐慌。他以这个论点进一步的主张，美国政府提升税率的举动造成了对民众更大的伤害，接着又印制更多钞票来偿还债务（因此又导致通货膨胀），这些失误加起来便彻底摧毁了中产阶级的储蓄。

弗里德曼说道：“正是联邦储备银行的举动，将这场普通的经济衰退—虽然可能是相当严重的一场，转变为一次主要的经济灾难，而不是试着用它的力量来抵销大衰退。1929年至1933年间货币供给减少了三分之一便是这场灾难的开端…大恐慌不但不是一场自由企业体制的衰退，反而是一场政府造成的悲剧。”弗里德曼的结论是政府应该停止对于货币和外汇市场的干预，这个理论衍生出了大量的经济研究和争论，同时也促生了后来国际间所采用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

不过弗里德曼在宏观经济学上的理论很快便被淘汰了，如同他的朋友乔治·斯蒂格勒所描述的：“就像学界的传统一样，他并没有获得完全的胜利，这一部分是因为他的研究与后来的理性预期 —亦即后来由同样芝加哥大学出身的罗伯特·卢卡斯发展的新理论，是处于两个不同的路线上。”弗里德曼在二战时替美国财政部工作，并且在美国税制的预扣所得税制度设计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弗里德曼也支持许许多多自由意志主义的政策，例如对于毒品和卖淫的合法化。除此之外，他也参与了尼克松政府的委员会，研究将美军兵役改为雇佣/自愿的制度，并且在1970年代废除征兵制的运动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后来将征兵制的废止视为是他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他并且在1981年担任罗纳德·里根的经济政策顾问。在1988年他取得了总统自由勋章以及国家科学奖章。他说他的政治观点是自由意志主义的哲学，加入共和党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我是一个带小写l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与一个带大写R的共和党员，大写的R只是为了一时的方便，而不是在原则上的。”）不过他也说：“我相信我也能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我其实不在乎我被称为什么，我比较注重于让人们思考那些理想的本身，而不是我个人。”

弗里德曼最初提倡以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制度取代美国的福利制度，但稍后他则反对负所得税的预算案，批评预算案的安排只不过是补充既有的体制而不是取代之，这次事件又使他成了新闻头条。近年来佛利民大力提倡以教育券制度（school vouchers）作为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学费补贴制度，他说：“美国需要的就是一个让所有学生都能受益的教育券制度，这也能避免过度的管制。”他认为教育券制度能使私立学校挑战公立学校的垄断地位。

依据Kenneth Minogue和Harry Girvetz的说法，弗里德曼与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两人是促使古典自由主义在20世纪复苏的主要人物。在2005年，佛利民曾与其他500名经济学家一起连署讨论大麻合法化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

1955年弗里德曼在《经济学和公共利益》，首次提出把学校的管理和运作，从负责发放教育拨款的官僚手上释放出来。在该制度下，家长会发获一批学券，自行选择学校，取得学券的学校将可凭此向政府拿取资源，以鼓励学校改善教学质素，并将选择权交回家长。不过，学券制遭到广泛争议，部分教师工会指控这是把教育商品化，影响教师铁饭碗，又认为该政策违宪，改革一直未能落实。1996年他成立弗里德曼基金会（Milton and Rose Friedman Foundation），研究各地学券制成效，并向公众宣扬学券制的优点和教育改革的迫切性。

弗里德曼允许卡托研究所以他的名义从2001年开始颁发“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给对自由意志主义运动有重大贡献的人士。他与妻子罗丝·弗里德曼一起创办了米尔顿和罗丝佛利民基金会。另外，佛利民的儿子— 大卫·弗里德曼继承了他拥护自由市场的思想，但更进一步的采取极端的形式，支持无政府资本主义。

现代货币数量论

弗里德曼在理论上有三大贡献，首先是提出现代货币数量论，即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增长来遏制通胀。这被视为现代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

消费函数理论

其次，他创立消费函数理论，对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进行驳斥。凯恩斯认为，随着社会财富和个人收入的增加，人们用于消费方面的支出呈递减趋势，与此同时储蓄则越来越多。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抵消个人消费的减少，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弗里德曼指出，这一理论站不住脚，因为人们的欲望实际上永无止境，原有的得到满足后，新的随即产生。

“自然率假说”理论

第三，1968年，弗里德曼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菲尔普同时提出“自然率假说”理论。他们发现，长期来看，失业率与通货膨胀并没有必然联系。自然失业率永远存在，是不可消除的。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长期来看是不起任何作用的。

公元200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于11月13日公布了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有关智利70年代初期政局的解密文件。从这次的解密文件中可以看出，美国情报机构在智利1973年发生的推翻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军事政变中曾秘密资助了政变的发动者皮诺切特。据这些解密文件显示，美国在智利1973年9月11日军事政变的前3周，决定拿出100万美元作为反对阿连德势力的活动资金。也正是由于美国情报机构的介入才导致了一场流血政变，阿连德本人最后也惨遭杀害。

当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1973年被美国背后策划的政变推翻后，相传弗里德曼本人曾担任独裁者皮诺切特的经济顾问，但他本人则于 1991 年时否认此事，并称仅曾到智利短暂旅行过，但是愿意为他的学生在智利的作为共同承担功过 (share credit)。而他的数名学生在智利政府位居要职、协助开放市场及企业私有化；智利通胀此后虽然从1000%逐步回落，但批评者质疑这是以极严重失业、食物供应短缺和企业破产的代价换来，民生为其改革蒙受了极大痛苦；在西方异议份子娜欧米·克莱因的震撼主义一书的批评下，揭露了大量弗里德曼私有化主张下的严重官商勾结案例，造成了智利贫富严重不均的后果。此种震荡疗法（或称窒息疗法）亦曾于不少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中采行，同样造成了极严重的官商勾结与扩大贫富不均的后果，令民生受到极大打击。当弗里德曼于1976年在瑞典领受诺贝尔经济奖时，大量智利示威者激烈抗议，直至皮诺切特倒台后，他才说：“市场变得自由，最终也会为人民带来自由。”在他眼中，经济自由，最终将导致政治自由。

弗里德曼曾于1980、1988、1993年三度访华，了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自言这是他最知名的外访之一。 并曾出版《弗里德曼在中国》一书，谈论两次中国之行。

1980年他获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邀请，就世界经济、通货膨胀、计划经济社会中市场的运作等问题发表演讲。弗里德曼当时发现，人们往往对经济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在一场讲座中，一位副部长问：“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作的。他当时认为中国的市场改革仍有可能走回头路。

1988年在上海出席经济会议后，于北京中南海紫光阁获中共时任总书记赵紫阳接见，一谈两小时。弗里德曼自言周游列国50年，所遇政要无数，从没遇到一位像赵紫阳那样思想清晰、论事客观、诚恳可信的国家领导人，是“社会主义国家最好的经济学家”。

88年的会面举行时，中国在开放价格管制后遇上高通胀，弗里德曼认为中国应尽快开放价格管制，让价格指导资源分配，毋须惧怕会引来高通胀，只要控制货币供应，通胀自会受控，但当时中国的货币供应每年上升数十个百分点，原因是国企不断向中央财政部借贷，财政部遂要求中央银行印钞票，导致货币供应不断上升。最终赵紫阳也没有采用弗里德曼的建议。

1993年10月，他最后一次重游中国，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会面。除了北京和上海以外，他还访问成都和重庆。

虽然弗里德曼的经济改革建议并没有直接在中国落实，但1988年陪同弗里德曼访华的张五常认为，前总理朱镕基后来制订的中国货币制度深受弗里德曼学说影响，较美国更优胜，一直在传媒宣扬自由经济学说的《壹周刊》社长杨怀康认为弗里德曼的思想，为近代国企私有化奠定基础。早年弗里德曼两名中国学生，都是国内金融货币理论的权威，一位是陈彪如，曾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经济系主任；另一位是陈观烈，生前曾任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弗里德曼1969年来港，与时任财政司的郭伯伟爵士相识，两人均相信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但香港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并非来自于弗里德曼。英国在香港实施自由港政策时，目的是要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因此香港奉行简单及低税制、无外汇管制，亦无意插手商业营运，造就自由经济体系。

在弗里德曼宣扬自由经济学说时，常指香港是“自由经济的最后堡垒”。他在其1980年著作《选择的自由》中指：“如果想了解自由市场的真正运作，就应到香港去。”身为犹太人，他断言如果以色列采用与香港相同的经济政策，它在1994年的人口应该是实际的两倍，而国民生产总值会是实际的4倍。

在弗里德曼四处宣扬，香港的简单税制及无外汇管制等即为世界所注视，而弗里德曼的学生在世界各经济机构身居要职，进一步把“香港模式”的声望推高。但回归后，他多次质疑香港背离自由经济原则，1998年香港爆发金融风暴，港府耗资千亿入股市救亡，他猛烈批评香港政府“疯狂”(insane)、欲将香港“公有化”。

2006年，在他病逝前40天，他在《亚洲华尔街日报》发表〈香港错了〉（Hong Kong Wrong）一文，抨击香港政府令“积极不干预”制度夭折，是香港的“悲哀”，令香港“不再是自由经济的闪亮象征”。在这篇评论文章发表前，香港时任特首曾荫权曾公开表示放弃积极不干预政策，引起香港政、经界广泛争议。

直到病逝前一周，他再批评曾荫权所办的“幼稚园学券制”未经适当考虑，该政策原定不资助私立幼稚园学生，弗里德曼指此举违背学券制增加竞争及提升学校质素的出发点。他回复香港报章《南华早报》及《明报》访问时指，政府应提供“普及学券”，令任何幼稚园小孩都受惠。

弗里德曼在1984年的秋天拜访了冰岛，在冰岛大学与许多知名的当地学者会面并且进行演说，谈论国家干预的暴政。他在8月31日参与了一场即时的电视辩论，挑战现场许多社会主义知识份子，包括了未来的总统奥拉维尔·拉格纳·格里姆松。当他们向弗里德曼抱怨参与他在大学的演讲必须缴交入场费时（而他也因此在冰岛竖立了这一新制度），弗里德曼则回答道：当然许多之前的客座教授演讲都没有向听众收取费用，但是重要的问题在于，举办这些演讲都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钱如果不向出席的听众收取，难道要向没有出席的大众征收吗？弗里德曼说他认为向出席演讲的人收取入场费，是非常合理的做法。接着弗里德曼参与了一场公开餐会，当一名冰岛政府的中央银行官员出场时，主持人开玩笑的简介道：“如果弗里德曼的政策在冰岛被实践，这个官员可能会丢掉工作。”弗里德曼则迅速回复道：“不，你并不会失业。你只是会换去做一些对市场更有生产力的工作。”

弗里德曼的拜访和演讲对于冰岛独立党产生极大影响，包括了后来在1991年成为总理的戴维·奥德森，奥德森在上任后立刻实行了激进的金融和财政稳定措施、大量的民营化、减少税赋（包括将公司所得税从45%减为18%）、引入捕鱼业的渔场使用地带权利、取消政府对于亏损企业的各种补助、自由化货币和资本市场的流动。依据加拿大的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提出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在1975年冰岛被列为全球经济自由第53名的国家，到了2004年已经大幅进步至第9名了。而依据传统基金会的调查，冰岛则是全世界经济自由度第五名的国家，这一切都是在戴维·奥德森任职总理的13年半任期内带来的改变。在2004年，冰岛独立党的领导人盖尔·哈尔德成为了冰岛总理，他也跟从了类似奥德森的政策。

虽然弗里德曼从没有亲自拜访爱沙尼亚，他的《选择的自由》一书对于当时年仅32岁、后来成为爱沙尼亚总理的马尔特·拉尔产生极大影响，拉尔后来宣称这本书是他在任职总理前唯一一本读过的经济学书籍。拉尔的改革经常被认为是促使爱沙尼亚成功从苏联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至现在被誉为“波罗的海之虎”的主要原因。如同弗里德曼所一直提倡的，拉尔的主要改革之一便是引入平头税制度。拉尔在2006年获得了卡托研究所颁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

也是因为拉尔对于弗里德曼理想的实践，爱沙尼亚近年来在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上经常被列为是最自由的几个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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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免费午餐》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1975年)，《新闻周刊》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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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在1980年曾主持电视节目《选择的自由》，其后并与妻子罗丝·弗里德曼把节目内容合写成书，他亦在《新闻周刊》撰

写专栏。多年来发表的政论无数，其中如“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成为一个年代的隽语：

“最大错误之一是，是不依政策和计划的结果，而是依它们的意图来评断它们。”(One of the great mistakes is to judge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by their intentions rather than their results. )

“政府所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都跟问题本身一样差劲。”(The government solution to a problem is usually as bad as the problem.)

“构成大多数反自由市场理论的，其实是对自由本身的不信任。”

米尔

弗里德曼和哈伯格奔赴智利帮助那群“芝加哥小子”向智利军政府兜售他们的计划，屠杀和拷打成千上万智利人民的独裁者似乎“被休克疗法的想法所吸引”。

弗里德曼回国后爆发抗议，而他作为《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名人身份与华盛顿和美国公司参与推翻阿连德的事件不断被披露更加剧了这种抗议。不仅尼克松、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际电话电信公司以及其他的公司曾阴谋颠覆阿连德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现在连芝加哥大学的一名著名经济学家也向推翻这一政权的独裁者献策，以智利贫民中急剧攀升的失业率为代价来完成反革命。这位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奇迹的宣传曾得到像柏克德、百事、盖提、辉瑞、通用汽车、格雷斯和凡世通等大公司的大力赞助。《纽约时报》认为弗里德曼是“这一军事集团经济政策的指明灯”；而专栏作家安东尼·刘易斯则质疑：如果“纯正的芝加哥经济理论只能以压制为代价才能在智利推行，那么这一理论的首创者是不是应该承担某些责任呢？”在芝加哥大学，斯巴达克斯青年团发誓要“通过抗议和曝光把弗里德曼逐出校园”；而学生自治组织则仿效当时正在调查美国在智利所犯罪行的教堂委员会听证会，召集了一个“弗里德曼和哈伯格问题调查委员会”。每当弗里德曼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都会伴有形容词“残酷的”和“震惊的”，而规模小却持续不断的抗议也会在他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困扰着他。

在写给各种编辑和谴责者的信中，弗里德曼对他卷入智利一事的程度轻描淡写，同时指出哈伯格更直接地参与了指导智利经济学家的活动。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一个人高呼“打倒智利的资本主义和自由”，被拖了出去。在叙述这一情节时，弗里德曼高兴地指出抗议产生了反效果，这使他赢得了比其他获奖者“时间长一倍的掌声”。

弗里德曼声称如果阿连德被允许继续任职，智利人会遭受“数千人被消灭、大规模的饥荒、折磨和非法的监禁”，并以此来为他和皮诺切特的关系辩护。但是，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大规模的饥荒、折磨和非法的监禁恰巧是在他的门徒皮诺切特统治时发生的。阿连德的垮台是因为他拒绝背离智利长期以来的民主传统并拒绝采用戒严令，但弗里德曼仍然坚决认为：后来上台的军政府为“个人首创精神和私人生活领域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以及因此为“回归民主社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两人的批评者都把智利作为证明芝加哥学派提倡的自由市场绝对主义，只有通过强制才有可能实行的正面证据。与二战后盛行的政治自由依赖于温和的社会平等这一信念相反，弗里德曼强调“经济自由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资本主义和自由”相等这个等式是他对保守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复兴的最大贡献。当罗斯福新政之前的保守主义者投身于为社会等级、特权、秩序辩护时，二战后的保守主义者却在赞美自由市场是产生创造力和自由的场所。今天这种明确的表述指出了保守主义运动的实质，并被主要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作为共识普遍接受。布什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把它奉为神圣，在这一战略中，“经济自由”出现的次数是“政治自由”出现次数的两倍以上。

在智利一次名为《自由的脆弱性》的演讲里，弗里德曼描述了“福利国家的出现在破坏自由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他论证说：智利目前的困难“几乎完全是由于四十年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这一趋势导致的。这是一个导向政治高压而非导向自由的过程。”他认为皮诺切特政权是这一漫长斗争的转折点，那就是撕破民主的虚假外壳，而直指真正自由的内在核心。弗里德曼在之后给皮诺切特的信中写到：“问题不是发端于近前，而是源于四十年前就已出现的朝社会主义发展的趋势。”他赞扬皮诺切特将军用“很多您已经采取的逆转这一趋势的措施”让智利回到了“正确的轨道”。

在弗里德曼访问之后一个月，智利军政府宣布将“不惜一切代价”制止通货膨胀。这个政权把国家开支削减了27%，烧掉了成捆的比索。国家退出银行系统和撤销对金融包括利率的管，还大幅度降低了关税、放开了2000多种产品的价格，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皮诺切特使智利从与邻邦结成的、致力于推进地区工业化的联盟中退了出来，把智利变成了廉价商品进入拉美的门户。成千上万的国有部门工作人员在政府拍卖国有企业的时候失去了工作。这次拍卖实际上是400余家国有工业的财富向私有部门的大转移。智利不仅允许跨国企业将它们的全部收益带回国内，而且还提供汇率保障来帮助它们这样做。为了建立投资者的信任，比索与美元挂钩。四年之内，不仅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而且在之前的进步联盟土地改革时被征用的所有财产的将近30%都物归原主。新法律像对待其他任何一种“自由”商品一样对待劳动力，扫除了40年以来的不断取得进步的劳工立法，医疗保健也像公共养老基金一样实行私有化。国民生产总值暴跌了13个百分点，工业产量下降28%，购买力跌到1970年水平的40%，一个接一个的民族企业破产，失业率急剧攀升，一直到1978年经济才出现反弹。从1978年至1981年间，经济增长了32%。虽然工资保持在比10年前低将近20%的水平，人均收入却又开始增加。一个可能更好的进步指标是严刑拷打和非法处决逐渐减少。但尽管芝加哥经济学家因为三年的经济增长而得到了荣耀，他们却使智利走上了近于瓦解的道路，关于这一点现在通过反思可以看得很清楚。经济的反弹是金融系统和大量外资作用的结果。结果证明外资导致了投机者的狂欢、银行系统的垄断和繁重的外债。像洪水般涌入的外资确实使固定的汇率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保持，但个人债务从1978年的20亿美元急剧增长到1982年的140多亿美元，给智利货币带来难以负荷的压力。比索由于像实际中存在的那样与升值的美元的汇率固定，便人为地提高了比索的价值，导致大量廉价进口商品涌入。当消费者利用自由化的贷款方式购买电视、汽车和其他高价商品时，储蓄缩减、债务增加、出口降低、贸易赤字扩大。

1982年，一切都土崩瓦解。铜价的暴跌加剧了智利的贸易逆差。国内生产总值跌落15%，工业产量迅速收缩，破产企业数量比以前增加了两倍，失业率达到30%。尽管皮诺切特之前保证保持货币稳定，他还是实行了比索贬值，这使那些借入美元或以比索形式储蓄的穷苦的智利人民倾家荡产。中央银行储备减少了45%，私有银行体系也崩溃了。危机迫使国家重新采用在阿连德执政期间都未实施的法律，接管了将近70%的银行系统并重新控制金融、工业、价格和工资。皮诺切特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帮助以摆脱困境，并公开保证要偿还外国债权人和银行的债务。

就像国际左派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蜂拥来到智利一样，在皮诺切特统治的1978年至1981年的黄金时期，智利又成了信奉自由市场的右派的向往之地。经济学家、政治科学家和记者都来亲自目睹这个“奇迹”，并把智利作为可在全世界推行的榜样。

进行辩护

除了商人，右翼活动分子也来到智利以示与皮诺切特政权的团结。《国家评论》的出版商威廉姆·拉舍尔以及其他最终在里根1976年和198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走到一起的骨干，组织了美国—智利理事会，以对付美国皮诺切特的批评性报道。“我找不出一个相信智利政府在实行”拷打的“智利政权的反对派”，拉舍尔在1978年从智利访问回来之后写道。至于由激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引起的“过渡时期人的不便”，拉舍尔认为，“为了明天一个更为健康的社会，在今天遭受一定量的损失，既不是不可忍受的也是无可厚非的。”

弗里得曼以经济自由优于政治自由为皮诺切特辩护，而芝加哥团体在以哈耶克1960年出版的专著《自由秩序原理》命名的智利1980年宪法中把这样一种关系制度化了。新宪法把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威神圣化为相互补充的品质。他们为一个强有力的执政者，例如皮诺切特辩护，说不仅深远的社会变革的出现需要这样的人，而且维持这种变革直至智利的“民众心智发生改变”也需要这样的人。中央银行行长谈到：智利人长期以来“接受的是软弱教育”，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培养他们的强力，市场本身会提供指导。当被问及由休克疗法导致的高破产率的社会后果时，托里比奥·迈瑞诺上将答道：“这是一个经济动物的丛林。丛林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不论亲疏。这是现实。”

但在这样一个纯粹竞争的野兽的乐园，可能会出现危险，需要独裁统治迫使智利人民接受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价值观和被动的而非参与性的民主。“民主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条通往保护绝对经济自由的真正“自由社会”的途径，皮诺切特在1979年的一次由弗里德曼的两个信徒起草的发言中这样谈到。弗里德曼对资本主义和独裁统治之间的关系闪烁其词，但他以前的学生却始终如一。“一个人的实际自由只有通过独裁主义政权保证”，财政部长卡斯特罗说到，他承认：“公众舆论强烈反对我们，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保持这种政策。”

新右派在智利首次实现了用经济自由和权威来重新定义民主。据芝加哥大学优秀毕业生克里斯蒂安·拉罗乌莱特说，在皮诺切特的严格控制下，智利成为“在自由的社会秩序基础上确立政府形式这一世界潮流的先驱”。比如说，智利私有化了的养老金制度如今就成为社会保障转型的一个典范。布什在1997年曾就这一问题接受了智利经济学家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生何塞·皮涅拉的建议。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消费函数理论》（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价格理论》（Price Theory：A Provisional Text）

《美国货币史。1867年～1960年》（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一1960）与施瓦兹（Anna J.Schwartz）

1951年：约翰·贝兹·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8年：国家科学奖章

1988年：总统自由勋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

自由、私有、市场这三个词是密切相关的。在这里，自由是指没有管制的、

开放的市场。单单使用市场并不足够。任何国家不论富庶或贫穷的，都在使用它。只有私有市场也是不足够的。例如，印度虽然有一个相当庞大的私有市场，但人民的生活比起四十年前并没有多大的改善。同样地，一般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也使用私有市场，但它们非常落后贫穷。

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弗里德曼重振了自由经济学，在它即将被世人所遗忘的时候。他是一个学术界的自由斗士，在没有比他更忧郁的“忧郁科学(资本主义社会中讽刺经济学的说法)”实践者。

美国总统布什：

美国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公民。他的工作证明了自由市场是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引擎，他的著作为当今世界各国央行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有效帮助央行维持经济稳定，也改善了全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

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坐标，不管是在职业还是个人生活方面。没有他的存在，我的生活会是完全两样的。

美国财长保尔森：

米尔顿·弗里德曼永远属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行列，他在经济与政治自由的联系方面的创新理念，为当今世界的繁荣和金融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弗里德曼的主要理论对手、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一个巨人，在推动美国经济自1940年顺利发展至今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方面，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没有谁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弗里德曼去世两年后，金融海啸冲击全球经济，不少人指责先前美国所奉行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是海啸成因之一，弗里德曼也被指难辞其咎。

而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者则反驳说，次贷危机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并非是弗里德曼所提倡的自由放任的过错，因为酿成次贷祸根的房地美、房利美属于政府资助型企业（GSE, 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