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昌（名医） 简历 - 名人简历

张大昌，字唯静，1926年农历7月19日生于武昌，1935年返原籍河北威县邵梁庄，当时家境甚是窘迫，其情读先生所撰《宪妹事略》（张氏家藏稿）可见一斑，文中曰：“妹名效宪，堂上晚出女也。余两姊，下则妹，妹生于己巳之六月十六日，故乳名阿六。……四岁家君见背，哀号如成人，余家世业儒，无大户计，仅祖茔数亩，饮啜之费，赖家君月俸以给，及遭此挫，何堪设言。时慈萱四十余，长姊二十余，次姊十二，余九岁，妹乳齿未替之六龄弱女耳。此寡妇孤儿之家庭，其艰其苦，至今思之，涓然泣下。民国二十四年，售别居，返迁故里，赖表叔某氏操维，冬日家少柴，余携六妹背荆篓拾枯脱供灶炊，常涉六、七里外，其勤劳忘疲，更胜于吾，或劝其少憩，则曰多拾些聊免慈母愁耳”。

尽管大昌先生早年家境不济，但学业并未荒废。其母姊披星戴月，含辛茹苦，仗纺织以供学资，送他到邻村前小辛小学学习。其家本书香门第，不乏旧藏墨香，母、姊又皆文化有素，课余家教，旦薰暮染，助长着他学有所成。更值得庆幸的是，曾与孙中山、章太炎一起在日本演讲反清主张，后被梁潄名推荐在燕京大学主讲哲学，梁启超称之为“大河以北，善读书者，唯君一人”的尚渭南先生，原系其祖父偓南之执友，时隐居居士林而常居故里，念世交之情仍与张家甚密。尚渭南先生爱他天资聪慧，乃悉心教他习《金刚经》字帖，并讲解其中哲理。受尚氏启蒙，是张大昌先生后来笃信佛教和哲学素养深厚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他爱好书法的开端，后来张大昌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楷、篆、行、草、隶无所不能，尤长于行草。其字有泼辣开放，刚柔相济，舒展流畅的特点。

“七七”事变后，日寇长驱中原，为救国计，张大昌参加了本县抗日救国青年先锋队，在儿童部任干事。之后曾在滏东中学学习，又曾受训于抗日学院美术组，攻习木版画，并随古元先生习漫画。此时其大姊夫张泊生（1907—1986年）在抗日政府工作，因其曾毕业于国立美术大学，绘画造诣尤深，在美术方面颇得其指点。后来他对绘画艺术的爱好，与其早年所受教育有关。他长于山水画，其画秀丽俊美，格调清雅，布局有序，意境深远，颇具大家风范。平素作画赠友，深得善画者好评。笔者随其诊病之余，请为作晴竹一幅，谈笑之间，挥笔而就，惊叹其绘画艺技之精熟。

1941年2月，遭日伪间谍暗算，与其大姊夫张泊生同时被捕，贿赂当事而获释。同年，由本村王桃雨转荐，于平乡县冯马村兴固寺泰居。该寺中藏有《龙藏经》一部，尽得披阅，禅理由是豁然通彻，乃皈依为园戒居士。同时，寺中有一女尼，法名静月，为防身计，练就一身武功绝技，见他聪明颖悟，乃将其武艺悉尽传之。大昌先生之武术长于少林拳法，旁通太极，功底坚实，理论精深而具创见，但从不恃强凌弱，寻事生非。中年时期，已有本县马洪杰等人登门学艺。近年有友赠与笔者先师遗作武术图谱残页数张，笔者仍珍密保存。1979年冬某日晚，笔者随师为其亲戚张海峰（原县油棉厂书记）诊病于县城西街酱园，时有先师故交孙其昌先生在座。孙先生早年毕业于天津警官学校，30年代曾任安徽蚌埠市公安局局长。在任时曾孤身生擒武功高强之匪首，匪首受其威摄，并感其大义，乃相约永不犯孙氏辖区，一时传为武林美谈。孙氏武术精湛，且多创意，晚年曾任县体委武术教练，是时正在创作孙氏太极拳谱。二人杯酌之间，谈及武理而有所相去，乃相互切磋。只见二人隔桌对面而未离座，边谈论，边动作，动作极慢，约两分钟后，孙氏颊部被大昌先生击中，孙氏大为叹服。

1943年，当地遭受干旱、蝗虫之灾，继之又霍乱流行，土地荒芜，新坟遍野，饥病交加，民不聊生。其大姊张效昭，丈夫在外地工作，为生活方便计，遂迁居南镇村与其合居。

先师父祖均系高级兽医，而医人之术亦甚精湛。其祖父张偓南先生与上海陆士谔（1878-1944）过往甚密，偓南公在中医学术上亦曾与之互相切磋。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与废止中医派核心人物余云岫反复辨难，是维护中医派的中坚，是当时中西医论争战场中医方面的骁将之一。解放后陆氏之女与尚与先师颇多鱼雁往来，曾寄中医书于先师，世交之谊不泯。先师祖母张氏与曾纪芬（曾国藩之五女）因皆笃信佛学而颇有交往。曾纪芬颇通医道，所承乃孟河马培之之学。其子聂云苔，当年在上海用三黄汤治疗肠伤寒，效卓著而名噪一时，可见曾氏家传医学底蕴之富。受曾氏之熏陶，大昌祖母亦颇通医术。曾氏所传治癌方，再传张家，先师得之，曾用于原威县公安局副局长吴成学，所患为晚期食道癌，笔者目睹疗效之奇，近年亦试而用之，甚为得手。此外，张大昌先生之外祖公（其母亲的舅父）刘芷田，系道光、咸丰年间御医，因忤及宦官，而谪归旧里。晚年曾有《药性四言韵语》等数种医著，其后人又无习医者，遗书亦尽为先师所得。特别是其祖传敦煌古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乃一部独具学术特色的珍贵文物，在青年先锋队工作之前，即谨遵庭训，咏记纯熟，背诵如流。另因先师早年丧父，家务由其姑表叔张苔先生操持，而张苔先生乃一方之良医，擅长经方的使用，为先师之医学启蒙而尽得其传。张大昌学医之始，即是张苔为其逐句讲解《伤寒来苏集》。在那饥荒年代，先师亲睹张苔济世活人，深受乡亲崇爱，更激起了他的学医兴趣。诸多方面的有利条件，是他后来以医为业，颇有建树的重要原因。

1948年2月，张大昌在巨鹿县西柏舍村悬壶开业以维持生计，因屡愈奇疾危难之证，且医德高尚，平易近人，在广宗、平乡、巨鹿一带，颇为人知。当年，其胞妹张宪，患肺病辞职（原在邯郸第二完小任教）返里，数月而逝。时其家萱在堂，为解母之悲寂，次年春返南镇村行医。

解放初，其二姊张效华（又名张茜），随其夫进京，在七级部工作。姊丈姚克佑（姚依林的异母兄弟），曾任空军某部参谋长、司令员等职。张大昌先生经常进京探亲，客居姚家，使他有缘结识了一些贤达宿士，如佛教协会赵朴初、释正果、十世班禅等，进一步受到佛教思想的教育和熏陶。与广宗杜廉、河南刘继鬯一起请原佛协副会长正果法师为授三皈五戒。之后对佛理的研究亦日益精深。晚年，有广宗周连淼、天津魏跃东等从其学禅。

张大昌先生受家庭文化的熏陶，尚精于律吕之学，管、笙、琴、笛、锣、鼓、弦、箫无一不通，对中国传统音乐，尤有兴趣，且喜爱戏剧。在北京探亲时，曾得京剧名旦荀慧生先生亲自指点。他长于青衣、武旦。青年时期，乡里多有村团票友，合演一些传统剧目，张先生经常粉墨登场，尽管他体形肥胖，有损青衣、武旦扮相，但其音韵甜美，身法手眼，却无令人挑剔之处。因具武术功底，在传统剧目《霸王别姬》中饰虞姬，更是经常赢得满堂喝彩。

1958年，张大昌先生在医刊发表论文（题目及在何刊发表失考），引起了有关专家的关注，曾寄信予以褒奖。1959年，应老友郑润身之邀请，两次到广宗县医院讲授《伤寒论》，其精辟的演讲，无不折服，至今谈起，仍满口赞扬。他运用经方纯熟，用药的精、简、廉、便、效，赢得了广大群众良好的口碑，被人誉为“济世才子”、“活人菩萨”而医名鹊起，名震一方。1962年，被原河北省中医研究院聘为通讯研究员。

1964年春，本县南里村谢尚豪邀张大昌与其母诊病，其表兄衣敏丰因自幼多病亦求为诊治（敏丰因父早年被日寇杀害，其母及弟等均寄居谢家多年）。诊毕，密告尚豪：“病难治，寿命不长。”谢问：“尚能活几年？”答：“28岁时若能免一死，31岁时必有不测。”谢恐姑母忧伤，但告知敏丰之弟敏琴，敏琴亦秘而不宣，疑信掺半。1966年，其全家迁返故里固献村。余初任本村半农半医，与敏丰近邻，知其病贫血，脾大，其姨表兄张岫波系县医院内科医生，亦多方予以治疗，并曾建议脾切除。因尚能坚持教学（敏丰系初中教员）及家务劳动，并有经济困难而未行手术。1969年秋，因腹部用力，突发脾破裂，急入县医院治疗，由麻庆纯医生主刀予脾切除，术后情况良好，但于术后第五天未时暴亡。事后敏琴与笔者谈其多年前张大昌预言，惊叹不已。云其兄系1939年12月30日辰时生人，卒时为1969年9月18日未时（上述均系农历日期），正是31虚岁。至今事已过多年，笔者惟恐有所失实，乃在撰此文之前又重新询问事之原由，其弟敏琴尚健在，谓确实勿疑。此案确具传奇色彩，似是天方夜谭，但是，参以书载古代有扁鹊望齐侯之色而论其病，张仲景为侍中大夫王仲宣诊病案，皆与此案类同，不可以一隅之见，遽为怪诞，以识少而怪高明。

漫长的医疗实践和不懈的医学理论研究，使张大昌先生对其家传珍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重视程度与年俱增，对其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的认识亦日益增强。特别是感到当今医家之处方，“一方用药多致数十味，药量辄重八、九两，性能主次不分，炮制多属奇离”，“制寸椎之束而残匹帛，为杯水之饮而举鼎釜”（上二句均引自张大昌《处方正范·自序》笔者手抄稿）之时弊，非弘扬《辅行诀》之经方用药法则不能纠之，从而萌生了将《辅行诀》献给国家，以利后学，以便推广，挽救时弊的志愿。1965年，他首次把《辅行诀》寄送中研，但时不从心，“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亦随之而至，献书之阻，过于卞和献璞，藏书之难，超出二酉藏经。其间传世珍籍被毁，罹无妄之灾。先生也因系知识分子，而成为“臭老九”，受所谓“国民党案”牵连而加予莫须有之罪被关押，种种苦楚，不言而喻，其悲、其愤、其伤、其痛可想而知。可贵的是，先生虽身处逆境，却不忘中医学术之研究，不忘为民除病之事业，仍是矢志不逾。及至文革甫过，于1974年，再次将《辅行诀》寄送中研，最终完成了献书夙愿，此间情况，多次已刊有关《辅行诀》的书籍，及笔者《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隐显考》中有详述，不赘言。先生对《辅行诀》所费心血，可谓之无以伦比，其对祖国医学之关心和热爱，由此可见，其济世忘私之德行，将永垂不朽。

1979年，国家征考名老中医，张大昌先生榜上有名，执教于县办卫校，次年调邢台地区医学经训班授课一年，后返本县章台医院工作。

张大昌先生有丰富有历史和文学知识，言谈常引历史典故以喻事理，对古今远近名人佚事，风情习俗，莫不了如指掌。精通古典文学，用笔简炼、生动、活泼，读其悼念胞妹《宪妹事略》一文，颇感有李密《陈情表》之韵味。所作诗句，婉约清新，意境悠长，富含哲理，惜亡佚过多。笔者记有其晚年之作一首，其诗云：因果何尝欠分明/阳春到处百草生/水月相依光潋滟/风云往还气峥嵘/日历岂关人老少/晨钟无妨世沉升/一曲未歇心先醉/前事撩乱尽盲懵。可窥其诗风之一斑。他对民间俗谚俚语甚有研究，私淑《诗经》搜集民间诗歌之意，辑有五言、七言俚语各一册。此外，由于学佛的需要，他还长于藏文，笔者曾见其手抄藏文佛经一卷，笔者虽不能识读一字，但就其字迹之流畅秀雅，足可征其藏文功底之深厚。

张大昌先生在50年代末与本县张小河村张恕芝结婚，生一男二女。男名函，国家职员，长于绘画、音乐，所作山水画，颇具父风；长女名宣，次女名晔，均执鞭从教。自60年代初，从其学医者渐增，威县有刘德兴、衣之镖、丁勤喜、赵俊欣等，广宗有范志良、吉建华、陈志欣、王云亭、牛西岭、姜宗瑞、王子旭等。邱县、巨鹿、新河、冀县等地均有前来就学者。他教授生徒，浅入深出，因人施教，结合临床，善于启发，不拘书本，常一语中的，令人茅塞顿开，霍然领悟，为培养中医人才，费尽心血。及至晚年，仍致力于《辅行诀》之研究。先后撰有《医哲心法》、《三十六脉略述》、《辅行诀释义》、《处方正范》及医话多篇，后由笔者及刘德兴等编辑的《经法述义》收载、整理了其大部分内容，由威县中医学会印刷成册，发至全县农村医生，为中医事业做出了贡献。

1987年，张大昌先生年逾花甲，麦收之季突发胃穿孔，急作胃切除术。时众师兄轮替服侍榻下，病愈后于南镇村休养，求诊者仍络驿不绝，诊余或读医书，或撰医文，或与众师兄欢聚论医，或讲佛学于居士，或与来客高谈阔论，或与儿女子孙共享天伦，生活虽较平淡，却不乏清雅，自有闲云逸鹤之比。90年代初，不慎摔伤，致右骰骨颈骨折，继之高血压、脑梗塞、冠心病等接踵而来，终因长期卧床，肺部感染，于1995年农历10月7日上午10时37分，卒于南镇村，享年69岁。葬于邵梁庄村西祖茔。安葬途中所经村庄，乡亲群集共祭再之又再，老幼悲凄之情溢于声容，至今忆起，犹历历在目。

张大昌先生聪慧颖悟，勤奋好学，治学谨严，多才多艺。在文化领域的诸多方面，均有超人的造诣，堪称旷世奇才。然而终身淡泊名利，随遇而安，践行“人不知而不愠”之君子信条，实是难能可贵。其人身材中等，体形敦厚，面色紫赯，方口虎目，鼻若悬胆，眉须皆白，发如银丝，神情炯炯，俨如商山一皓，所具美德，与世间某些不学无术，争名夺势，敛财唯是之徒，判若天渊。然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才高俗人讥，行僻世人嗤，庸俗者或对其间有微词，亦人之常情而在所难免。以德为鉴，自然是非分明，无须绕舌絮语以辨说。

张大昌先生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受家庭文化的薰陶，少年时得哲学大家尚渭南先生的启蒙教育，青年时期又得一代名僧释正果开示，奠定了研究哲学的良好基础。其家传医学珍籍《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作者，恰为被当代古典文化大师南怀瑾先生誉为梁代道家“卓荦代表”、“诚千古高人”的陶弘景，其书中哲学底蕴之深厚，也激起了大昌先生追求医哲思想的兴趣。随着对该书研究的日渐深入，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哲思想。其“理事体用为万法宗”和“彼此时势观”对其医药学术的研究和发挥，具有指导性作用，也是他的医术独具特色的重要原因之一。现笔者谨依个人浮浅陋见，简述如下：

张大昌先生所撰《医哲心法·自序》云：“理事体用为万法宗”，高度概括了他对世界一切事物范畴划分，和性质认识的思维方法，这是他吸取释、道、儒各家思想精华所形成的观点。

理事和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两对用语。理、事并列组合，始于唐代僧人智俨，体、用并列组合，始于汉末王弼、钟会。“理”是规律、理论之意；“事”是现象、活动状态之意；“体”有本体、质体之义；“用”有功用、作用之义。理事和体用之上源可溯及《老子》，“理”即《老子》中的“道”；“体”如《老子》中之“物”；而事和用，原本是《老子》中之常用词语。后世之释、道、儒思想家，对理事和体用之说，各有发挥和利用，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思想内容。

张大昌先生，将此两对古代哲学词语集合为一，并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化其科学内涵，运用到医药学术之中，对理解学术文献，人体之生理、病理、诊断、处方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启发和指导性意义，尤其是《辅行诀》以体用学说为其理论核心，欲光大之而不明体用，更是无从谈起。没有哲学的指导，医学就不能提高和进步，但是医学属自然科学，哲学亦不能代替属科学范畴的医学。张大昌先生深知这种关系，其《医哲心法》云：“哲学、理也，譬如说食，科学，事也，为汤、为馔。说食难饱，汤馔果腹。奕有兵机，兵果奕乎？！戏有人情，戏果人情乎？若以说食即饱，奕即战事，戏为人情，岂不是笑话？”形象地说明了哲理与医事的关系。

《医哲心法·自序》首句云：“天下无无理之事，无无用之物”。又云：“有其事必有其理，事在理必在”。这与司马光《迂书·无怪》中所云：“有兹事必有兹理，无兹理必无兹事”实同出一辙。说明了客观存在的事物，必然有它存在的原因和条件，即一切事和物，都有一定的道和理，这将启示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事物，不可因自己或更多的人不能理解，就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应该认真观察，勇于探索，总结规律，上升为理论，因为“事在理必在”。对刚刚发生或正处发展阶段的事物，也可以用已知的理论和以往的经验，做出试探性的处理，以验证正确与否，作为确认或否定的根据。

张大昌先生认为体和用的关系是相互依赖，同时并存的。他说：“有是体，必有是用”，“体复用亦复”，这正是古代哲学中，阴和阳，现代哲学中矛盾的对立统一说相合。体用是一对阴阳，如影随形，刻不相离。其医话《论阴阳水火》说：“绝对之真理，一阴一阳而已，阴之属在质为水，水化则为气，气为阳，乃阴为阳根，阳为阴体也；阳之属，在体为火，火变为血，血为阴，又是阳为阴根，阳为阴用也。此阴阳互根之义，体用互为之事也。”对体用的阴阳属性给予了进一步辩证的说明。

用理事体用划分事物范畴的思想方法，分析、观察、研究、运用医学文献和学术，就能使纷繁杂乱的内容条理化、明确化，对指导总结实践经验的规律，分析理论的价值都有积极的作用。《医哲心法· 序》云：“此理、事、体、用四项，医家之事毕矣”之言，实为不过。现抄录张大昌医话四则，可见其一斑。

“《内经》一书，详于理法而略于方药，但仍不失为理、事、体、用俱备，故为医家之经典也。所立阴阳、五行、气象、天文者，医之理也；脏象、经络、营卫、气血，医之事也；色脉、证候虚实，医之体也；治法补泻、疏散导引，药物之四气五味，升降沉浮，及十三方、医案，医之用也。读《内经》者，当如此着眼。”

“注解伤寒诸家，大约可分四派。宋代朱肱以经络讲，清初柯琴以部位讲，张志聪以运气讲，近世日人丹波氏以证候讲，实宗徐大椿之类方。张氏所论者，伤寒之理而论也；朱氏所言者，乃伤寒之事也；柯氏所论者，乃伤寒之体也；徐氏及丹波氏所论者，乃伤寒之用也。夫理以明事，事以显综，体以定局，用以施治，读《伤寒论》者通达此四者，庶乎登堂入室矣。”

“脉象可分为阴阳两统，阴统言体质，阳统言功用，为脉学之理；按上、下、左、右、前、后，六合以言脉学整体为其事；据长度、积径、重量三方面以识其体；以博力、次数、升降以求其用，从而衍化出三十六种脉象。”

“处方学应以证知因求其理，而设二综六纲；以因论治准其事，而立四要八目；就治取法为其体，而建组方制度（君、臣、使、佐，和权宜分量）；随法制剂以为其用，而定方之体裁变化。”

张大昌先生认为，药物五味的五行体用配属，是《辅行诀》的理论骨架。五脏各自的体味和用味和合的结果，形成了质的改变，即是“化味”。五味的合化有五种，即辛酸化甘，苦咸化酸，甘辛化苦，咸酸化辛，和苦甘化咸。五脏相生者，母之用味与子之体味相合，不合化为新的味，仍是两种原味的混合，它们也有五种形式，它们是：辛与苦不合化；咸与辛不合化；甘与咸不合化、酸与甘不合化，苦与酸不合化。

张大昌先生认为，药味的五合化，有调养本脏之气的作用。《辅行诀》的补泻方法，即是以用味补本脏，体味泻本脏，调平体用偏颇所造成的虚实病证。此系扶正以祛邪，属养生之道。五不合化，有驱除病邪的作用。《辅行诀》的除病方法，即是五脏之母用味与子脏体味并用，但药味之功分途而施，如辛开苦降以除痞，咸软辛散以除滞，甘缓咸润以除燥，酸敛甘缓以除挛（风），苦清（泻热）酸敛（收神气）以除烦。此系驱邪以复正，属驱邪之道。并例举张仲景方剂，如除痞之半夏泻心汤，除滞之肝着汤，除燥之大黄甘草汤，除挛之芍药甘草汤，除烦之栀豉汤，为之说明。

张大昌先生传一口诀：“有此即有彼，此无彼亦无；处时暂决定，失势则转变。”（有云语出佛学密宗经典者，不详确否）。这是先生援引佛理以论时空的哲学理念，是他对世界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现象认识的概括。

所谓“有此即有彼，此无彼即无”，是指事物所占据的空间，皆有相互对立的“彼”和“此”两个方位，如东和西，南和北，左和右，前和后，上和下，高和低，内和外等。这些对立的两个方面，又是相互依存的。其中一方不存在了，另一方亦即失去了意义，如无东即无所谓西等，东和西都是依中点而言，“无中点难以定四方”，它项类此。

所谓“处时暂决定，失势则转变”，是指事物所存在的时间，决定着它的状态，某种状态的优势，会随时间的进展而转变为新的状态，而失去原来的优势，呈现新的优势。由于时间的一维发展，“得势”是暂时的，只能是所处时间的即时状态，它必然会被新的状态所具优势所代替，与此同时，原来的事物亦即在空间位置上消失，而成为“无”，新生状态的事物随之占有了空间位置，而成为“有”。而新生的事物又会有从“有”到“无”的历程。如此变化不已，构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轨迹。宋代哲学家邵雍时事吟云：“时之来兮其势可乘，时之去兮其事始生，前日之事，今日不行，今日之事，后日必更”可作张大昌先生彼此时势观的注解。

在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已臻成熟的今天，这种时空观固然不属创见，但仍不失为格言妙语，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大昌先生把这种时空观，贯彻到医药学术中，使其学术别具新义，为中医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加了生命的活力。

《医哲心法》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认识，体现了他的彼此时势观。他认为阴阳五行学说含有对性和互性，特性和共性。

阴阳的对立即对性，是属阴或属阳的事物在空间位置上的有形状态。阴阳的统一即互性，是属阴或属阳的事物在空间位置上的无形（混沌）状态。对性为阴阳之理，互性为阴阳之事。在医理上，如寒与热、虚与实、表与里，乃就对性而论；寒热交错，虚实兼挟，表里同病，乃就互性而言。

阴阳的转变即是特性，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特定时间内得具属性优势的一定状态。阴阳的消长即是共性，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任何时间内都有属性趋势的动向状态。特性为阴阳之体，共性为阴阳之用。在医理上，如三阴三阳病证状，发解时间，传经规律等，乃就阴阳的特性而言；三阴三阳病的变病、直中、合病、并病、顺逆、转属，及攻表救里，汗解攻下的先后次第等，乃就阴阳之共性而论。

五行相克即对性，即正胜（正克）与反横（反克）相对。正胜即：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反横即：金横火、火横水、水横土、土横木、木横金。（反横即相侮）。五行相生即互性，即顺生和负生并存，顺生（正生）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负生（反生）即：金伤土、土掩火、火焚木、木竭水、水蚀金。五行生克的对性和互性，是五行在空间位置上形态之有无。

五行之苦欲为特性，即以所欲为德用，以所苦为淫祸。德用为：木欲散、火欲软、土欲湿、金欲敛、水欲坚。淫祸为德用之过极变态：木散极变急、火软极变缓、土湿极变淖、金敛极变抑、水坚极变凝。五行之特征为在得据优势时间的表现。五行之含变为共性，即以含其所克为偏含，以其所被克为革变。偏含为：水中火、火中金、金中木、木中土、土中水。革变木极变金、金极变火、火极变水、水极变土、土极变木。五行之共性为在失去优势时间的表现。

（上述《医哲心法》对阴阳五行学说的认识，系笔者据原文修改整理而成，不一定完全能表达其意）。

由上所述，可粗见张大昌先生以彼此时势观研究阴阳五行学说的成就，不仅深化了阴阳学说对立、统一、消长、转化的认识，又在五行生、克、乘、侮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负生的问题。它如德用和淫祸，实本于《内经·脏气法时篇》，至于五行之偏含，乃五行各含其所克之真（能含于其被克之中，故可称“真”）气（精），五行变革，乃物极必反，极则变之理，又与“反横”相合，虽在《内经》中已有类似论述，尚无提高到时空角度去认识者，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张大昌先生独特的医哲观念，学医历程，及善于从其所爱好的多种艺术中，吸取多学科知识，充实诊疗技术，搜集验、密单方，考之以理，变通其用，不断增强了医术特色。

他的医技有典型的经方家特点，而旁取诸家之说，重《辅行诀》、《伤寒》、《金匮》，亦采《千金》、《外台》等古籍。诸书之方，皆以《辅行诀》之组方法度以审察使用。辨证虽亦尚五脏之虚实，实是据五脏体用之偏颇。治法虽亦本“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却不拘一般的“虚”、“实”含义，而以用病为虚，体病为实，助用为补，助体为泻；组方虽亦以君、臣、使、佐为格局，对其名职意义又另有发挥，认为“药剂中分设的君、臣、佐、使，是据它在矛盾进展中，在器质与机能之间的转化和相互影响中应起的作用而选定的。”（见张大昌先生《处方正范·综述》，笔者手抄稿）；在五脏补泻用药上，以与五脏用味味同者为补，与体味味同者为泻，虽硝、黄皆称其能泻，而在治心方中乃称为补，虽参、草皆称其能补，而在治肾方中乃称为泻。张大昌先生诊疗的理、法、方、药各个环节，都具有以《辅行诀》学术思想为主的特点。

张大昌先生精于绘画，常以三原色调配的变化类比药物五味配合的变化。他说：“兰黄成绿，红兰成紫，用药亦然。用色比例不同，效果亦异，如绿有草、葱、墨之不同，故用药合剂时，不可忽视药量之比，经方中大小承气汤之别，即在药种比例之差，其用途亦别。对望色诊病，积累了丰富经验，他认为“病色黯者重，色浅者轻，色浮者病在外，色沉者病在内，五脏有专色，见克者凶，四季有旺采，不符者灾”，指出五色“以明暗为性，眼视为应”。

他对律吕之学的研究和实用，加强强了对闻诊的认识。常引《内经》说：“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而知之谓之巧。”在临床上积累了丰富的闻诊经验，往往能“闻而知之”。1976年，有一晚期肺癌患者请先生出诊，笔者随其前往。未入病室，已闻病人呻吟之声，入室少坐之后，乃临病床，令病人侧卧，手指其右侧背中上部，问：“是此处痛否？”病人颔首称是。此闻而知之之功夫，在座莫不为之惊奇，传为美谈。

张大昌先生深厚的文史基础，使他对古代医著的理解，常出人意表，颇具卓见。如《内经》论平脉曰：“春曰弦，夏曰钩，秋曰毛，冬曰石，又云冬营。”以太过不及者为病脉，而春之平脉、病脉，只一 “弦”字，他认为，冬之平脉“营”字，必是春脉“营”字，必是春脉之别名。因“营”字，《广韵》释之曰：“造也”，《诗·大雅》有“经之营之”句，《礼》云：“合孟春三月，日在营室”，“营”又与“荧”通，小光也。《太公兵法》引黄帝语云：“涓涓不塞，将成大川，营火不息，足可燎原”，认为“荧”多有初建始之义，而《内经》所云：“春肝脉也，东方木也，万物之始生”，广引博证，“营”字作为春之平脉义理甚切。语有之，“文是基础医是楼”若没有坚实的文史基础，张大昌先生如此独具特色的医学大厦的建立，是不堪设想的。

张大昌先生特别重视单方验方的运用，对《肘后》、《良朋汇集》、《串雅》之方，更是推崇有加。诸如蜡矾丸用于乳腺炎，密犀丸治疗高血压，茶叶、槐米、芝麻、核桃治疗肢体神经痛等。皆为常用方。对书中不载之流传效方，绝技，亦必不耻下问，尽力求得，谓此等方技，均有实效，关键在于能否辨其医理，而随证用之。有威县西街孙其昌，善以推拿治疗失眠、癃闭，60年在济南曾治愈肾结石患者，使病者免除了手术之苦。先生带笔者至其家求教，孙氏乃把手教之，后用之果验。又有一老妪深夜突发剧烈头痛，请先生诊治，该村一无医，二无药，时值春节之后，院庭内多有爆竹废筒，先生忽忆许叔微《本事方》中有硝石散，分为火硝、硫黄，而爆竹中亦有此二物，乃捡取废爆竹，煎服而收一笑之功。又有病人告之以碱、黄酒共用治崩甚验，先生谓此所治当为血燥而妄动者，正合《辅行诀》咸甘除燥之理，后曾遇血燥之鼻衄甚多者，乃变通其方，以大盐、白糖与之而愈。如此小方治大病，在大昌先生手下取奇效者，举不胜举，若非先生深明医理，变通应用，恐亦难能。在经济腾飞，医疗条件大有改观的今天，此类方固然常被人不屑一顾，但仍有提倡使用的价值，更有研究开发的必要。

张大昌先生的生平业绩，与陶弘景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青少年时期，均为朝代替换，政局动乱的年代。陶生于丙申（456）年，张生于丙寅（1926）年；陶卒于乙卯（536）年，张卒于乙亥（1995）年。他们出生之前，先人皆在武昌为官，父、祖皆为军旅中人而兼有文才；他们均有宗教信仰，虽有道佛之异，但皆旁通它教；都有广泛的爱好，多才多艺，诸如哲、文、史、医、书法、绘画等，皆无所不精；都有崇真尚实，勇于探索的科学创新精神。陶氏隐居茅山，先师终生潜身乡野，他们都淡于名利，潜心科学研究和医疗实践，有怜悯百姓，济世活人之美德，二人相隔1500年之久，真可谓之忘世神交者。

更有现实意义的是，陶氏近1500年前之旷世医著《辅行诀》，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无闻于世，先师竟有缘由家传而得，可谓奇书恰得其主，虽被文革浩劫毁没，却亡而未亡，此正是得先师之力，亦正是陶氏之幸。陶氏之作能再现于此传统医学极待光大之时，可谓之物华天宝。在此陶氏诞辰1550周年，张氏诞辰80周年；陶氏辞世1470周年，张氏辞世11周年之际，钱超尘先生《<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研究》即将问世，陶、张之理想即将实现，谨撰此文聊表怀念先哲之情，企望四海诸有识之士，为中医学术之精华续薪添焰。

《张大昌医论医案集》

张大昌先生对诸子百家、诸家经典无不精通，学识渊博，医术精湛，医理精辟。为了继承、弘扬中医学术之精华，造福人类，他于1974年将家藏三代的古经方佚书——陶弘景撰《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一书，无私奉现给中国中医研究院。他一生深契《汤液经法》之旨，潜心研究，精益求精。为了继承先师遗愿，我们将他撰写的《医哲心法》、《诊疗述要》、《三十六略述》、《汤液经法拟补》、《处方正范》及医案、医话等资料（其中有先师记录本，也有弟子间的抄本），经整理、校订、编辑成此书——《张大昌医论医案集》。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传承集》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原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原藏敦煌藏经洞，是一部罕见的极为重要的中医著作。原书写于帛卷之上，全文虽仅8000字上下，但保存着大量久已失传的中医古籍内容，如部分《桐君药录》、《汤液经法》等，在中医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书1918年河北张偓南先生得获此书，世袭珍藏，后张大昌先生献出公之于世。

经过钱超尘教授、赵怀舟同志及张大昌众弟子的共同努力，将保存于张大昌弟子手中的21个抄本汇集于一，按时间先后全文收录，说明抄本来源、传承经过，撰成《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一书。并精撰23篇研究性论文，对重要问题进行考证，为研究敦煌原卷及研究中国医学史先秦至六朝之发展提供翔实材料，亦为研究张仲景《伤寒论》所据底本及其流传演变提供不可或缺的珍秘资料。

《辅行诀五藏用药法要研究》

本书分上下两篇，分别从学术思想和历史背景两方面详细论证和描述了与《辅行诀》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历史现象。上篇“《辅行诀》之学术管窥”的表述逻辑是着眼于现实的，即首先承认《辅行诀》存在着不同的传抄本系统（并罗列其典型文本三种），接着推出笔者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整订文本稿”（并保留藏经洞本复原稿），继而详细阐述其中蕴含的学术理念和整订思路。下篇“《辅行诀》时地人寻迹”的表述方式是着眼于历史的，该篇从《辅行诀》题名作者陶弘景先生的学术、人文背景谈起，并沿着陶氏生前身后《辅行诀》一轴的历史命运，渐次展开与之相关的时事、地缘、人物和文本形态的细致追溯和描述，并以《辅行诀》出洞后的第二故乡和近代主人的情况为其终结。

本书的基本创作思想是在尊重《辅行诀》传本歧出的前提之下，找到合理的解释之道、解决之道。其最本质的核心内容是以陶氏五行体用互含、火土同治等学术思想辨析《辅行诀》五脏补泻方例结构的意义；以阴阳五行合流学说的脏气法时思想和六合辨证理念，解读《辅行诀》外感天行病证治方例。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是一部总结《汤液经法》辨五脏病症组方用药规律的书籍。它承袭《内经》，《神农本草经》和《汤液经法》的学术内容，发挥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哲学思想，在五行五味学说中，引进当时思想界的体用思辨方法，同时又增入”化”的概念，达到了与阴阳学说有机的融合，使基础理论的脏象、经络、诊断与处方学的完全统一，完成了经方组织制度的规范，使之成为一个完整和成熟的理论体系。了解该书这些学术特点，对认识其具体内涵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本书即是对《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一书文字的校注，也是对其内容的讲疏。以期将《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一书中脏腑辨证与药物配伍的真髓阐述给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