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龙（书法家） 人物介绍

工书，法怀素圣母帖颇得笔法。作字悬腕运肘，落管如飞，顷刻满幅，自谓怀素以后一人。然评者谓其奇怪，为书法一大变。又谓用笔本流迅，而乏字源，浓淡大小，错综不可识，拆看亦不成章。嘉靖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尝书桃花源记卷。卒年七十三。

马一龙出身于官僚家庭，其父马性鲁曾任云南寻甸（今寻甸自治县）知府，因瘴气病死任上。从此家境贫困，曾一度依靠表兄的帮助度日。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马一龙考中进士，被选授为南京国子监司业。因母亲年老多病，他辞官回到故里溧阳。但生活依旧清贫。为摆脱贫困，他召集了当地的一些老农来商量对策。

早从正统（1436—1449）至天顺（1457—1464）年间开始，溧阳地区的农民因不堪繁重的赋税剥削，多弃地外流或弃农经商，留下了大量的荒地。马一龙认为这些荒地不仅可以耕作，而且可以致富，他决心把“力田养母”做为自己平生最大的志愿。于是便招募农民进行垦种，采用分成制的办法，把田里收获的一半给佣工，一年之后、荒芜的土地全部得到开垦，并取得了好收成。

著有《农经》、《字帖》、《游艺集》，石刻书法有《重修广化庵记》和《楷书石碑》。　《列卿记、艺苑巵言、詹氏小辨、书史会要、澄怀堂书画目录》。

马一龙在雇工垦种的过程中，亲自和佣工一起参加劳动，注来于阡陌之间。他发现佣工所做虽是农活，却不懂得农事道理。当时的人们都不愿务农而去谋求商业利润，结果导致事倍功半，十室九空。对此他深感忧虑，便根据自己的农事经验写下了《农说》一书。此书篇幅很小，书中文辞过于深奥，总的说来，多为理论性内容。马一龙继承了传统的重农思想和三才理论。他针对当时社会弃农经商的实际情况，阐述了君、民、食、农、力的关系，得出了“农为治本，食乃民天”的结论，再次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并提出“力足以胜天”的口号。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强调人力的同时，非常重视知识（也即智力）的作用，他说：“知不逾力者，虽劳无功”。他认为一个好的农夫，必须智力和体力兼备，所谓“上农者，智、力并至”。用他的话来说，智，主要表现在“深于农理”，即深知农业道理。力，即“勤于农事”。智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知时（即天时）、知土（即土性）和知其所宜（即农作物）3个方面，他说：“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而功倍矣。知其不可先乎?”马一龙把知识的重要性放在首位，这较前代农学家又有了进步，是对“三才”理论的发展。马一龙说：“知时为上，知土次之。知其所宜，用其不可弃。知其所宜，避其不可为”。他用阴阳、气的学说详细地阐述了天时、地脉与农业生产三者之间的关系。 根据“阳主发生，阴主敛息”的原理，马一龙提出了“畜阳”之说，认为“繁殖之道，惟欲阳合土中。运而不息；阴乘其外，谨毖而不出”。为了畜阳，他提出一项整地措施，即整地的早晚，应做到“冬耕宜早，春耕宜迟；云早，其在冬至之前；云迟，其在春分之后”。对整地的深浅，他要求“启原（地势高的田）宜深，启隰（地势低的田）宜浅”，“九寸为深，三寸为浅”，“深以接其生气，浅以就其天阳”。在整地的质量方面，他不仅要求“翻抄数过”，使“田无不耕之土，则土无不毛之病”。消灭“缩科”现象，而且要求“细熟平整”，“旋抄旋耙，旋耙旋莳”。 根据阴阳辩证原理，马一龙还提出了防止作物“疯长”的办法，他说：“今有上农，土地饶，粪多而力勤，其苗勃然兴之矣。其后徒有美颖，而无实粟，俗名肥（月曷）。此正不知抑损其过而精泆者耳。其法何?以断其浮根，剪其附叶，去田中积污以燥裂其肤理则抑矣。”这种抑制根系和叶片增长来防止作物徒长的办法今天仍在使用，但这仅是治标。为此，马一龙又进一步提出了固本的办法。 作物发生徒长往往是由于追肥不当而引起。古人认为生物的生长与地气有关。马一龙就这样说过：“草木之生，其命在土，生成化变，不离土气。”在此之前，人们就认识到“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当土敝气衰发生之时，一般都采用增施追肥的办法来补救，用马一龙的话说，即“将衰而沃之，助其力也”。然而，“滋其衰者，过滋或至于不能胜而病矣”，也就是追肥的多少很难把握[到明朝末年湖州涟川沈氏才发现了看苗色下接力（即追肥）的办法]。因此，马一龙提出了“滋源”、“固本”的办法，从根本上来防止徒长的发生。他说：“沃莫妙于滋源，壮须求其固本”。滋源即强调使用基肥。“固本者要令其根深入土中。 法：在禾苗初旺之时，断去浮面丝根，略燥根下土皮，俾顶根直生向下，则根深而气壮，可以任其土力之发生，实颖实栗矣。”这实际上是对传统的耘田烤田技术做了理论上的说明。马一龙还继承了前人关于作物病虫害的气候生成学说，认为病虫害的发生与天时有关，提出了灌水、长牵、疏齿披拂及石灰桐油布叶的防治方法。从生物生长与“气”的关系出发，他还对传统的浸种育秧方法提出了批判，认为这种方法“胎中受病”、“祖气不足”。为此，他提出了两种育秧方法，一是在冬至以后，于地势高的地方选择一块苗圃，治熟，布上种子，盖上疏草，防止鸟雀，培上草木灰，浇上水，至清明，又浇上肥水，促使发芽，然后除草施肥，促进生长。二是用草包裹种子，悬挂在有风的屋檐下，春季后放在深水汪中，不要使它接近泥土，半个月后布种生芽。这种方法与《齐民要术》所记载的，而且至今仍沿用的传统浸种方法有所不同。马一龙提出的方法虽然没有得到推广，却值得研究和总结。 在对农业生产的天时、土性、人力、种谷等做了全面的论述之后，马一龙集中地讲述了水稻栽培，特别是水稻移栽和田间管理。他认为水稻移栽的意义在于“二土之气，交并于一苗，生气积盛矣。”移栽时要求纵横成列，以便于耘荡。密度应根据土壤的肥瘠来确定，肥田密植要合理，瘠田不可以密植，一般每亩在7200棵到10000棵以上。他认为耘荡要早，以防患于未然，“与其滋蔓而难图，孰若先务予决去”。他还提出了看苗色耘荡说。“多苗新土。黄色转青，乃用耘荡”。他认为，耘荡虽以去草，实以固苗。因为田里的浮泥容易产生横根，而浮泥下的土层又坚实，顶根又扎不下去。顶根入士不深，横根又长在泥面上，则作物所得到的土壤肥力不多，长得尽管茂盛，抽穗却不多。耘荡的功效在于抑制横根生长，促进顶根入土，以吸收更多的养分，提高每株的穗数和粒数。可见，这里所说的固苗是固本的具体化。 总的说来，马一龙的《农说》不外乎“畜阳”、“足气”、“固本”等项，它的成就和弱点都表现在这上面。即《农说》是古代农书中不可多得的一篇纯理论性专著。但其大道理太多，充满了理学家的气息，又往往借题抒怀，不太切合农业实际。从农学史来说，马一龙的农学理论也并无开拓之功，但他将前代的农学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使之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却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