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什么样的古籍影印值得期待

近些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古籍整理也迎来了新的高潮。不仅各种点校排印本如雨后春笋，而且大规模的影印丛书也纷纷问世。 

　　但是由于影印古籍只有归属权而无知识产权问题，再加上某些出版社唯利是图，高定价，快上马，粗制滥造，东拼西凑乃至彼此重复，导致不少专家学者对近年来的古籍影印持批评态度，认为不过是拿来即印，技术含量不高。 

　　这种看法当然并不全面，但却促使人们思考，到底什么样的古籍影印才富有价值，才值得期待？ 

　　徐晓军和李圣华主编的《浙学未刊稿丛编》（以下简称《丛编》），主要收录明代以降浙籍人士以及外省人士有关浙学的未刊稿抄本著作。目前，《丛编》第一辑已经付梓，皇皇100册，收录近90人130余种稿抄本著述，均为首次影印，且罕见排印整理本。 

　　我以为，《丛编》称得上是一项富有价值的、值得期待的古籍影印工程。就笔者寓目的第一辑而言，至少可以彰显出两方面的学术意义： 

　　其一，能够较全面地反映明代以降浙江区域繁荣的基层文化生态。南宋以来，浙江在全国的文化地位越来越显赫，浙学也突破区域限制，成为全国性的显学。这一切，其实基于浙江特别丰厚的文化土壤，浙江不乏日月经天、光辉四射的文化巨人，然而更多好古博学、基数庞大的中下层文人。 

　　如本辑所选的向洪上、刘光亨，王钦豫、项圣谟、王石如、王树英、曹大经、龚橙、屈元燨、戴穗孙等，位既不显（多数仅为诸生），在文化史上亦无重大影响，然而他们喜爱收藏和校抄古籍，且勤于著述，乐于交流，构织出一幅弥漫着书香与人情味的基层文化图景。像龚自珍之子龚橙，仅为监生，但于书无所不窥，学问浩博，著有古金石文字丛著20种。 

　　这些人物及其文化活动，是江南书籍社会和浙江基层文化生态的真实反映，也是浙学的根脉所在。根深，自然花叶茂；雄厚的文化底蕴，自然能催生出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王应麟、王阳明、吕留良、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龚自珍、章太炎、蔡元培、马一浮、鲁迅等大家巨擘。 

　　其二，能够激发新的学术生长点。由于《丛编》所收皆为未刊及未整理过的稿抄本，对于学者来说，每种都是新文献，都有可以利用和研究的价值。 

　　如明代广东布政使陈选，深于经学、小学，本辑所收《恭愍公遗稿》系其别集，以前鲜见有人利用。 

　　明代书法家丰坊善治《诗经》，诗多不传，本辑收入其稿本《南禺外史诗》一卷，既补史阙，又使人领略其书法之美。 

　　尤其是本辑所收国家一级善本古籍《宋元学案》稿本，余姚博物馆所藏，经黄百家纂辑，全祖望续修，黄璋校补，黄徵乂校订，卷中多有全氏及黄氏父子三人按语，另录有平黼、顾諟、杨开沅等人校语，对于弄清《宋元学案》成书过程、诸人贡献及编纂思想之变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另外，像黄璋《周易象述》稿本、查慎行的手稿日记《壬申纪游》、杭世骏的《全韵梅花诗》稿本等，皆令人耳目一新，欲睹为快。 

　　王国维云“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陈寅恪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丛编》之影印出版，恰可为王、陈之言添一例证。 

　　《丛编》令人称道之处，还有一切站在读者立场上考虑问题。徐晓军、李圣华两位主编拟定选目的主要原则有两个： 

　　一、国家和省级珍贵古籍优先选入原则，将第一批至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浙江图书馆藏未刊印过的稿抄本全部选入，解决珍贵古籍看书难的问题，第一辑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者有15种，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者有19种，可谓洋洋大观。 

　　二、优先选入国家珍贵名录所收人物的其他著述，以方便学界研究。而且每种入选书籍都附有专家撰写的提要，以揭示其特点和价值；《丛编》未按四部分类，而是将同一作者的不同著述集中起来，排序大致按作者生年先后，颇便学者利用。 

　　笔者在《古籍整理学术评价标准刍议》（《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8年第10期）一文中曾提出“创新性、难易度和重要性”三个标准，适用于评价古籍的排印整理和影印整理。以之来检验《丛编》，《丛编》也无愧于一项文化精品工程。 

　　《丛编》是图书馆界、学术界和出版界强强联合的结晶。只有通过这种强强联合，才能使古籍影印成为一项可以藏之名山的事业。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转自：《光明日报》（2019年05月11日 12版